袁世凯的纠结:当“曾国藩”还是“华盛顿”?

zhangzizhong1940 收藏 15 7826
导读:“一文未带”与国库如洗   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深夜11时,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孙中山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庄严宣读。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数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

“一文未带”与国库如洗


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深夜11时,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孙中山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庄严宣读。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数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年元旦。”


搞革命是一项极为烧钱的事业。南方诸省要人们听闻孙中山将于1911年年底归国时,无不欣喜若狂,其中缘由,除了对孙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当时盛传他携巨款而来。


于是乎,在众口相传之下,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12月25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孙财神”在上海登岸,无论是革命党人、外国使节还是报社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孙中山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银子。当天下午一时,孙中山先生欢迎大会在张园召开,“到者万人以上”。留日学生黄尊三慕名而来,“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异,“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常言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


尾巴短可怜。


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向汤发难。王质问陈其美:“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何要推他出来做都督?”后来王更是无视都督府的命令,组织绍兴军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东税收,采购军械,扩充部队,“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实在没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图章”,做个“傀儡都督”。半个月后,汤寿潜挂冠辞官。


汤氏之遭遇实乃南方独立诸省的一个缩影。


12月6日,载沣卸去摄政王一职,退归藩邸。这意味着隆裕太后、宣统小皇帝失去了手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救命稻草。虽然袁世凯声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然而谁都清楚,作为善于权变之辈,袁世凯只会相机而动,绝无忠心可言。


不过,除了依仗老袁,还能靠谁?隆裕只好把赌注压在袁氏身上。


形势逼仄与洗牌在即


1912年1月1日,北京,中南海,下午5时,夕阳余晖,天色渐暗。


英国公使朱尔典赴中南海拜会袁世凯。袁氏看上去显得心力交瘁,因为“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就职以来益形苍老”。并且袁氏表现得非常气愤。怒因即南方临时政府突然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着实令袁措手不及,颇感被动。


本来,袁世凯打的如意算盘是游移于革命党与清廷之间,对革命党既打又拉,对清廷连哄带吓,从而抬高身价,坐收渔翁之利。若是革命党得势,袁氏可以顺水推舟,促成双方和谈,推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做中国的“伊藤博文”;如果清廷尚能维持,袁氏亦不妨挥戈南下,芟除乱党,成就一番“曾国藩”式的功业。当时袁世凯所作所为实基于形势之变幻,并非后人所认定的早存亡清篡国之心。毕竟他是一名倾向于君宪主义的政客。


然而,孙中山的回归却让局势变数陡生。孙氏上台,至少使得南方革命势力拥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政权。如此一来,本来一场属于革命党与清廷的生死对弈,俨然化作孙中山、清廷和袁世凯之间的“三国杀”。这体现出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本来扑朔迷离的政治问题由之渐趋简单明朗。孙氏允诺袁氏一旦劝清帝逊位,就将大总统职位拱手让出,相当于给其指出两条路:要么拥护共和,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么坚持帝制,走一走“曾文正公”的老路。


袁世凯深知,“曾国藩”不好当。眼下全国十七省独立,收复这半壁江山岂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而做“华盛顿”也有风险。假如袁氏费尽心机逼宣统退位,孙中山却食言,那他一定会沦为像自己安阳老乡曹操一样,遭万人之唾弃。孰优孰劣,何去何从,大概在1月1日前后几天,袁世凯出现了短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认知困难。谙熟政治风险投资的他,也需要时间考量成本,清算底牌。


形势逼仄,时不我待,袁世凯洗牌在即。


1月5日,莫理循在写给《泰晤士报》同事布拉姆的信中提到:“我并不怀疑清廷要垮台……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不得不佩服这位澳大利亚人超一流的洞察力。对于身处南北势力之间,已摸清孙中山之王牌、抽走清廷之底牌的袁世凯而言,恐怕此举也是最合适的选择了。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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