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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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改革的深度造就民族的深度   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Hanneken),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

改革的深度造就民族的深度


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Hanneken),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差异明显。

在洋务成为显学、海归成为新贵的晚清,中国还是抱持着中学为体的神牌不放,只在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彻底地开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甲午之前,中国海军装备并不弱,号称世界第八舰队,日本人要挑战北洋舰队,举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而中国的陆军也装备了质量和性能上远超过日军的新式枪炮。几次激战的口岸如旅顺口、威海卫等,都由汉纳根督修了当时最先进的炮台。

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其它软件方面,小到单兵战术,中到军官指挥,大到战略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在我收藏的很多有关文物中,都不断提高清军的精良装备与低下素质,甚至像聂士成、马玉昆这样的一代名将,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时代一样在战场上遍插旌旗,成了日军炮火的好靶子。这一习惯,甚至到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没改过来,英军“中国军团”的指挥官巴恩斯(Barnes)就惊奇那么多旌旗不是给对手提供了攻击便利吗?这样的战争态势下,中国要出英雄,也只能出悲剧的英雄、虽败犹荣的英雄!

不少日军战场回忆录提到,清兵装备很好,但不懂正确使用武器,放炮开枪毫无章法,盲目射击,往往把自己的优势军备无谓消耗后,在日军的进攻下只能土崩瓦解。

武器是战争的硬件,这是把双刃剑,关键还在于谁在使用它。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过程中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感慨万千: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中国之痛: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在师夷长技方面,中国学到的是浅薄的技术枝节,而日本则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脱胎换骨。到甲午战败后,中国才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新一轮学习高潮。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激进派和立宪派,对于中国的“民族英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点。主张反满革命的激进派,将岳飞、洪秀全奉为民族英雄,标准是民族抵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尚武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便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战国间,不强无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是其后的专制集权阉割了中国人尚武进取精神,“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铜,以弱天下之民”,从此,“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冶,其体魄脆于奢靡”,再动用酷吏、法网构建警察社会,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可谓是真正说中了中国英雄的痛处。中国历史奉行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开拓型的英雄是不可能为其主所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远征,就是由一位叫郑和的宦官完成的。郑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选派“刑余之人”宣国威于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担心在这样一支大舰队的护拥下,正常人可能就会成为争天下的对手。宋高宗杀岳飞,未尝没有这点担心在内,本质上和他的祖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致的。

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们只愿意死守,不愿意进取;大到统治者只要自己位置坐稳就有一切,安内重于攘外,“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能维持既得利益者;大到我们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可能涌现!而且一涌现就注定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剧式英雄!“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的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看多了便有点审美疲劳,这种悠久甚至导致漠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俨然历史虚无主义!


“靖国神社”:我们也需要跪拜英雄


中日之间百年争战,英雄辈出。在日本人将他们的英雄供奉于靖国神社,即使冒天下之骂名也在所不惜时,偌大的中国,能为抗日英雄鲜花默哀之所在,尚余几多?

要当中国的英雄,九泉之下的确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我们的英雄标准,犹如股票的行情,而且是被“政治庄家”操纵了的股票的行情,不是根据民族大义,而是根据现实政治、根据内斗政治的需要,“辨证”地进行“宏观调控”。清王朝塑造武圣人“模范”形象时,据说斟酌了很久,“决赛”中关羽PK掉了岳飞,原因很简单:因为岳飞抗击的是满清的祖先;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岳飞则又成了全民景仰的英雄;“今天最危险的时候”早已过去,岳飞却又被各种教科书摘去了民族英雄的帽子,因为抗金只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网络上的高论更是令人惊奇,比如东三省是满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嫁妆”,按此逻辑,当年便不该抗日,否则“日本省”或“东瀛省”便是“和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又一份嫁妆,难怪网上一篇著名的反讽博文说道:孩子,以后你千万不可当英雄,要当就要当汉奸!于是,今日之乱相便不能理解:一方面,网上“义和团”蓬勃兴起,把口水当利器,逢日必反,杀声震天;另一方面,不读史、不看书,把“九一八”当作“就要发”,更惶论对当年刀头舔血、慷慨赴义的英雄的景仰与纪念。

而日本人甚至把能收集到的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名字都供奉在香炉前。李登辉当年不顾抗议,非要去祭拜靖国神社,除了政治做秀需要外,也不能不说有亲情的眷恋:其兄李登钦,又名岩里武则,就是战死在吕宋岛马尼拉的台籍日军士兵,其灵位被郑重地供奉在了靖国神社里。

在我收集甲午战争的文物时,十分惊诧于日本人对“先烈”的景仰。《日清战争实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前线阵亡的国军将领(光被大陆官方认可的,就有近200人!),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

从网络上搜索一下,“公祭”一词显然在近些年来成了中国的热门,但公祭的对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除了南京还在为死难同胞每年祭奠、沈阳为“九一八”拉响警报外,国耻、国难连同那些罹难的祖先和抗争的英雄,基本是从我们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当纪念成为忘却,甚至成为经营时,还能指望他人来“正视历史”吗?那种依靠政治压力、经济吸引和外交斡旋换来的“谢罪”有意义吗?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李敖曾经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神州万里,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里呢?我们又有多少能给英雄、而不是给权力下跪的地方呢?


大国崛起:要靠进取型英雄


不少研究者将日本的民族性格归结为岛国心态,将晚清时那种老大帝国的迟暮心态归结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这其实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滥斛。对于此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在与地理实在打交道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他嘲笑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

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观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对挑战的应对之策。华夏先哲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还是“一人为刚”时,我们便也只能拥有和敬拜那些悲剧的道义英雄!

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将“我们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做对比,“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静思之,尤其冷静地把我们自己长期作为被侵凌对象的悲情心态放一边的话,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是“他们的”呢?我们的民族,缺的不正是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缺得不正是“胡无人、汉道昌”的霍去病之类的英雄吗?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他们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诗曰:“楼前饮进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干了这杯,为那正在走近的“我们的”英雄同心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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