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武士道:中日英雄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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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让,端的是千古绝唱!与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来,只有前人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及后人毛润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文文山英雄一世,慷慨就义,不仅成为华夏民族的丰碑,也成为东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场。


扩张与防御:造就两种英雄


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也多发生在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日本海军军神),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这么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美国学者布鲁斯(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Modern China Warfare,1795-1989”)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战争都是平乱、抵抗外敌等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或维持国家的统一。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 “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川话说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 “直捣黄龙府”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道义”英雄:无能与无奈


战争思想如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无非是自卫的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反动”(Reactive)和“被动”(Passive)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 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 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 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令满腔热忱化为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

反观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爆甲午战争,其后十年中日英为此纷争扰扰)中,“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海归”军官(他留学英国八年)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从清代到现在,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大使馆被炸、军机在家门口被撞落……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确是个廉吏,可也的确以廉傲视群侪,与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斗,心理相当地偏执狭隘。我们固然可以把他当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世上也就没有宽容、理解、分寸、技巧这些词汇了。中国的不少英雄,是一种“道义英雄”,不是“行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


上兵伐谋:易成懦弱借口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上尚且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

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目的)、术(手段)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辨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其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因其极端, 所以必须未雨绸缪(Pro-active),必须要有开放向外的视野。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如能免于被指“李二先生是汉奸”就该加额庆幸了。

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甲午战争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惶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精神保姆们(在他们眼中,十多亿民众都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已)总是担心所谓暴力因素对孩子教育不利,从而要清理荧屏,令本土卡通充满了腻味和粗糙的道德说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话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样玩着充斥了近现代战争细节的电脑游戏。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时尚的“战争游戏”,200年后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童年的毒药。倒是曾经生活在毛时代的我们,有机会过了个时时备战却也依然快乐的童年,没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虚幻玫瑰色童话所蒙蔽。“远离暴力”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远离暴力绝非远离忧患、远离危思、远离人类争斗的现实,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样了的所谓“远离暴力”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终于要走出温室时,会不会被一帘微风就能吹倒,惶论暴风雨了?这样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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