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年(1621-1627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但对中国的士大夫们来说是最为耻辱的黑暗年间。因为,大明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会被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一个的“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的太监魏忠贤玩弄于股掌之中,使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传统理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的这一班以儒学自居的士大夫脸面无光,斯文扫地。

魏忠贤忽悠了大明朝。可是,又是谁忽悠闲了中国的历史呢?

一、东林党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

士大夫们的噩运是从选皇帝开始的。

魏忠贤为什么能够登上中国封建王朝政治权力的巅峰?靠的是天启皇帝。天启皇帝又怎样登上皇位的呢?靠的是士大夫们的力争。正是,儒学士大们坚持奉行的分尊卑贵贱,分长幼有序的王权继承制(即以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王权)造成的。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本是河北肃宁的一个普通村民。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魏家家境贫穷,而魏忠贤又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主。一次,魏忠贤“与群恶少博,不胜”,被债务迫得走投无路,只好“自宫”作了太监。魏忠贤入宫后,混得也不怎么样,没文化,为人又“憨”,所以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图个混吃混喝罢了,进宫整整三十年,才混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机缘巧合的是,他待服的主子是东宫太子朱常洛的王才人,而这位王才人偏偏给朱常洛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就是后来的天启帝朱由校。

朱由校虽然贵为皇太孙,但在宫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父亲朱常洛的日子不好过。朱常洛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长子,按大明朝的王位继承法,理应立为太子的。可是,朱翊钧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因为那只是他偶尔风流一下小宫女,结下的“冤孽”,并常以此为耻。朱翊钧真正宠爱的是郑贵妃。爱屋及乌,三太子福王朱常洵被朱翊钧视若掌上明珠。但是,朝中的士大夫们都以《周礼》、以祖制的“立嫡长子继承”为由,力争立朱常洛为太子。从朱常洛五岁起,满朝的士大夫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长子为太子,可是万历皇帝拖了整整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虽然如此,万历皇帝也一直都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封郑氏为贵妃,而太子的母亲却是个妃子;他迟迟不让朱常洛上学,学习治国之理;并且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等等。但是满朝士大夫坚持按立嫡长制。且不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士大夫们据为最有利的武器当然是《周礼》。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周公旦制定《周礼》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宗法制,明确区分尊卑贵贱,即以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王权,防止政权的颠复;树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理念,这与中国古代一直传颂的“尧舜之治”,“举贤授能”是相悖的。这部《周礼》一直被儒学士大夫们奉为治国的大典,这对君临天下的皇帝也是有制约力的。加之朱常洛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万历皇帝对他也无可奈何。

朱常洛苦熬了三十九年,终于在万历四十八年(162丶0年)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可是,这个朱常洛是个短命鬼,万历四十八年(162丶0年)八月初一登基,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乌呼哀哉了。他的死因,据说是他昔日的仇敌郑贵妃为了取悦他,向他进献了8位美女(《明史》,《明史纪事本末》载说是4位)。朱常洛照单全收,“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于淫欲过度,八月初十日就病倒了,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连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暴毙。这就是明朝三大奇案之一的《红丸案》。

朱常洛的暴毙,让朱由校时来运转。他是朱常洛的长子,顺理成章地登上皇位。当别人都为这位天上掉馅饼的幸运皇帝庆祝时,他却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当皇帝还不如当木匠来的自在和痛快。朱由校不是当皇帝的料,却有木匠的天赋。按现在的话来说,他的左脑细胞比较发达,具有语言、概念、数字、分析、逻辑推理等功能。史载,朱由校“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其实,朱由校一点都不笨,反而显得有点精明能干。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他还做过一项极有技术含量的“工程”:“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园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 ,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他对政务没兴趣。因为他从小没有人重视他,教育他,只跟着那个目不识丁的魏忠贤“混”。说实话,一上朝,那些自为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的“子乎者也”,他一点也听不懂。那这一大堆“麻烦”事怎么办呢?只有依托他人。在宫中,以前谁也看不起,他唯一的“铁哥们”就是亲如父子的魏忠贤,不托他,还能托谁?于是,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秉笔太监。其实,这也难为了魏忠贤,他不识字。那些文绉诌的文言文,它认识魏忠贤,可魏忠贤不认识它。没办法,“天将大任于人”,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魏忠贤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把他要说的话再让人译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一道道自高无上的“圣旨”就这样载入明帝国的史册。

此刻,这此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才真正意识到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原来自己所奋不顾身维护的“大政”,却结出这样一粒畸形“恶果”。他们可以宽容皇帝的无能,皇帝的荒谬,但就是最不能容忍比自己身份低下的奴才的放肆。于是一场保卫“尊严”的战争就些拉开序幕。

二、东林党PK魏忠贤:一场生死对决

所先发难的是东林党。

何谓东林党?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因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皇帝要算“民丶主”,他要吏部推荐几位首辅之选的名单。顾宪成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具体负责名单的选报。想不到报上去的五六名,没有一名是万历皇帝中意。万历皇帝怀疑吏部“徇私”。顾宪成也因“忤旨”被革职还乡。万历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顾宪成集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以原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为基地,“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晚期,不要看皇帝不怎么啲,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否则,就不会容的下海瑞骂皇帝了。所以,一个时期,议政论政也成了一个时尚,“往往讽议朝政,朝野应合,东林之名由是大著。”

朱由校登上皇位,东林党是出过力的。

朱常洛突然的去世,皇位的争夺战又开始了。朱由校是在万历皇帝临终遗言立朱由校为皇太孙。朱由校的母亲不仅被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凌丶辱致死,朱由校本人也从小备受李选侍“侮慢凌虐”, 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李选侍生有一男一女男孩为四皇子不幸早殇,女孩为八皇妹,封安东公主。皇宫中母以子为贵。李选侍因自己无子,只有控制朱由校,挟持朱由校,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朱常洛一即位,李选侍就挟持着朱由校一起迁住乾清宫。朱常洛驾崩当日,东林党的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朱由校,并把朱由校移居太子丶宫,摆脱李选侍的控制。紧接着,杨涟他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东林党领袖之一的左光斗上言说:“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李选侍拒绝移宫,并且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杨涟等一批内阁诸大臣坚决不答应。《明史·杨涟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初五日传闻欲缓移宫期。涟及诸大臣毕集慈庆宫门外,……时中官往来如织,或言选侍亦顾命中人。涟斥之曰:‘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谟助之,词色俱厉,声彻御前。皇长子使使宣谕,乃退。复抗疏言:‘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李选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离开乾清宫。这就是明朝三大疑案中的《移宫案》。

可见,在朱由校当皇帝这件事上,东林党是出过汗马功劳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朱由校也没有亏待他们:左光斗任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杨涟“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又明年春,进左副都御史。”(《明史·杨涟传》)

本来大家都可以弹冠相庆,皆大欢喜;偏偏朱由校从骨子里并不信任这批东林党,在他的眼中还是那位有点“憨”的魏大叔对他更好。魏忠贤对朱由校的知遇之恩也感激不尽,就像他把进忠,改为忠贤一样确也想好好帮从小他带大的皇帝,尽忠尽贤。管朝政这活,并不比倒马桶的活轻松,但是魏忠贤也无悔无怨,兢兢业业,每天早起,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章。有的文章说,魏忠贤总是乘朱由校在认真做木工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由此证明魏忠贤的欺瞒主上,大奸大恶。其实这大多是揣测之言,魏忠贤对朱由校根本用不着这一招。他们彼此的信任就像父与子。可是,东林党人并不买魏忠贤的账。在东林党人的眼中魏忠贤算个屁。东林党与魏忠贤之间的积怨,不是出于政见,也不是出于魏忠贤的水平高低,而是出于对魏忠贤的身份。

天启二年,新科状元文震孟就一眼看出了朝廷这种端详,他也想出出人头地,一道奏章,直指朱由校与魏忠贤,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可把朱由校与魏忠贤都惹火了。魏忠贤当场要把文震孟廷杖八十。可是朝中的东林党们都不同意,朱由校与魏忠贤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文震孟贬秩调外。

这次的交锋,让魏忠贤懂得了,群体的力量。

天启三年,魏忠贤掌管东厂。《明史》载:“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涟益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憸邪。”两派都摩拳擦掌、剑弩拔弓。

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的魁首杨涟出手了。他罗列了二十四条大罪弹劾魏忠贤。二十条大罪中主要有这么几点:一、内官干预外事,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二、翦除异己,违背先帝不改父臣之训。三、滥袭恩廕,亵越朝常。四、掌管东厂,“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五、设置内兵,“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其实,这些所谓的“罪行”,朱由校都十分清楚,如果说是魏忠贤的罪,毋宁说是天启帝的“罪”,因为哪一件离开他的允许都办不成的。再说,当年东林党人排除齐、楚、浙三党不也是“翦除异己”吗?不也没有手软叱?党派之争历来如此,朱由校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是有一点他是坚信不移的,就是魏忠贤是忠于他的,决不会有“肘腋”之变的忧虑。所以,他在杨涟的奏本上朱批:“一切政事皆朕亲裁。内宫事严密,外廷何以知道!”尽管杨涟危言怂听,说什么“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等等,他都不为所动。倒是杨涟这笔调与当年嘉靖年的海瑞是如同一辙的:海瑞说嘉靖:“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杨涟也对天启帝说:“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反而让朱由校感到杨涟的狂妄和放肆。东林党是全线向魏忠贤发起进攻的。杨涟为先锋,“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百官响应,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只好泣诉御前,要辞去东厂职务,自愿出宫避祸。朱由校是一刻划也离不开魏忠贤的,他令魏广微拟旨切责杨涟,再三慰谕魏忠贤,辍朝三日,并且传旨:敕诸臣不得擅出奏事。百官这几天不上朝正好回家准备奏章,于是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如雪片纷飞,不下于上百道,连称病归隐,不参与公事原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也联合南京部院九卿诸大臣一起上书弹劾魏忠贤。事情到了这个份上,魏忠贤也只有反击这一条路了。再说,这没完没了铺天盖地的弹劾,不仅让魏忠贤害怕,也让朱由校心烦,十月,朱由校传下一道圣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他革职为民。

天启五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因丢失辽东被下狱。天启三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靠内应协助攻陷沈阳。经略袁应泰战败自刎而死。“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主张熊廷弼重出镇辽,而浙党一系则力荐张鹤鸣。结果是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与王化贞意见不合,一个主战,一个主守。王化贞率军出征战败后,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认为事已不可为,遂撤回山海关。辽东丢失,引起了朝野震动,熊廷弼、王化贞因此获罪。天启五年四月,三堂堂会审后,“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汪文言是在魏忠贤的《东林点将录》中有“鼓上蚤汪文言”之称,以前是东林党内阁首辅叶向高与东宫伴读太监王安之间的联络人。这给魏忠贤反击东林党找到了突破口。

魏忠贤一面指使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一面以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为由,将杨涟等人逮捕押京审讯。“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相继被逮捕下狱处死。大学士叶向高等已知无力与魏忠贤一伙抗衡,主动辞职回籍。被指为东林党被夺官者达三百余人,下狱处死及流放边地者数十人;曾经“东林势盛,众正盈朝”的东林党不堪一击,数月之间,被魏忠贤清洗殆尽。

三、高尚与卑劣只在一念之间

权力是催化剂。

天启元年,魏忠贤战战兢兢的坐上秉笔太监时,还是孤家寡人,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发展成为权倾朝野的魏氏政治集团。这里我们不得不信服权力这要魔仗的具大威力。这是一个即没有政治理想,更谈不上政治纲领,只依靠共同的政治利益而纠合而成的一个政治流氓集团。魏氏集团势力到底有多大呢?据《明史·阉党传》载:崇祯皇帝处理魏氏集团时,以七等定罪为: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王体乾),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崔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桢、李鲁生、杨维恒、张讷、郭钦、李之才),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阮大铖等),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黄立极等),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约共计二百六十一人。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政治集团。

历史上,把魏氏集团叫作“阉党”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对手把它称之为“阉党”,在人们心里层面上先赢了一招。因为人们心理上都不屑与太监一类人为伍。二是魏氏集团的首脑是魏忠贤,而魏忠贤是个太监。其实,魏氏集团的核心并非是太监。这个集团有中坚力量是方臣“五虎”和武臣“五彪”。“五虎”中,除了田吉情况不明外,崔呈秀、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四人都是进士出身。崔呈秀,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天启初年(162丶1年)擢升御史,后又巡抚淮、扬,《明史》说他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早有心依附东林党,力荐李三才入阁,但是东林党人不屑与他为伍。天启四年,东林党重要骨干、都御史高攀龙弹劾他贪污受贿,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崔呈秀走投无路,只好投靠魏忠贤。魏忠贤也正受到廷臣轰炸似的弹劾,需要外援。一拍即合,俩人结为死党。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为魏忠贤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如果说,崔呈秀是被东林党人弹劾而投入魏忠贤门下,吴淳夫、李夔龙则不同。他们属于东林党掌权时,受到排挤打击,魏忠贤掌权后重新启用的。吴淳夫,号犹三,福建泉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天启初(162丶1年),任陕西佥事。据《明史·吴淳夫》载,因渎职,“以京察罢”,回到期泉州。天启“五年乙丑,夤缘起兵部郎中”,天启六年丙寅冬,擢太仆少卿,视职方事。旋升太仆卿、右副都御史、工部添注右侍郎;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侍郎事。叙三殿功,擢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一年六迁,官至工部尚书。李夔龙,字继赓,号扬虞,福建南安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吏部主事,被劾罢去;天启五年夤缘复官,进郎中,擢太常少卿,仍署选事;寻迁左佥都御史。三殿成,进左副都御史。倪文焕与吴淳夫、李夔龙又不同。倪文焕,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天启进士,授行人,擢御史,由崔呈秀引入魏忠贤幕。因忠于魏忠贤累迁至太常卿。“五彪”中,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他父亲曾任兵部尚书,他自己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后掌管锦衣卫。但凡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都是“狼贪之行”。据说他治下的锦衣卫如人间地狱,“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所以,东林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许显纯,定兴人,武举出身,他父亲是驸马都尉,所以他是孝宗皇后的外甥,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他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接替刘侨当了镇抚司长官。史书载述,说他性情极端残暴,“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五彪”的其他三位崔应元、孙云鹤、杨寰都是厂、卫中级官员。

魏氏集团中还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天启三年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九月晋少师。叶向高罢丶免后,继任首辅。魏广微情况比较复杂。魏广微的父亲魏允贞。万历五年,魏广微与胞弟魏允中、魏允孚同中进士,人称“三凤”。 魏允贞是个有名的铁面御史,弹劾不避权贵,连首辅张居正都被他弹劾。魏允贞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魏广微虽然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但东林党人排斥,硬把他挤向了魏忠贤。魏广微在魏忠贤的提携下入阁为相,但他心里还是不情愿与东林党人对抗的,曾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南星就是摆羊一会臭架子,不见他。他只好铁了心跟随魏忠贤。天启四年,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得罪了魏忠贤,朱由校下旨责斥杨涟时,魏广微心里很不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此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不得不请辞。

魏氏集团中虽然也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等三十多人为魏氏集团成员,但在集团内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魏氏集团所谓“十孩儿”、“四十孙”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出身。此外,从内阁六部至地方总督、巡抚,大都也都是魏氏集团的人。

我们从魏氏集团的构成可以看出魏氏集团却不是几个太监抱团弄权作恶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庞大的内廷与外廷相勾结的政治集团。魏氏集团从形成集团直至作大其实只有三年时间(从天启四年到天启七年)。这三年对士大夫们的传统的道德是一次毁灭性的颠覆。魏忠贤固定卑劣。他就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市井混混,没文化,没受过教育,人类中那种最明显的劣根性——自私、贪婪、残暴、无赖等等特性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影子。但是,人的高尚与卑劣与文化程度无关,与受教育的程度也无关。魏忠贤身边有那么一大批饱读诗书,受过儒学教育的士大夫为什么也会与他同流合污呢?不能不说是对人性的一次挑战。其实,高尚与卑劣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只是在人们的一念之间。一位研究明史的学者,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说。他说:“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历史确实如此。

当东林党人频频向魏忠贤发起进攻时,东林党之外的朝臣都坐山观虎斗,格外地关注这场斗争。当东林党人一次又一次被撞的头破血流,无功而返时,他们敏锐感到了一种政治风向,于是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决择。魏广微不顾父亲一世英明,屈节以同乡同姓附结魏忠贤。内阁首席大学士顾秉谦竟卑膝地对魏忠贤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曾领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则借自家女仆姓魏为门阶,“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以魏家姑爷自居。

浙江巡抚潘汝桢想出了绝招——上一道奏章,请在西湖畔离岳飞祠不远的地方为魏忠贤建生祠。天启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并赐名“普德”。这似乎成了衡量地方政丶府对中央集权是否忠心的政治态度。于是各地闻风而动,纷纷效尤。不蓟州巡抚刘诏立魏忠贤生祠,建金像,头戴冕旒,执笏,俨如帝王。迎像时,则“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甚至有用沉香木雕像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衣服奇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香花”。 《坚瓠集》载,当时一个巡抚在为魏忠贤所立的生祠上题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允文允武,并日月以常新。”天启七年,国子监生陆万龄上疏说:“孔子做春秋,忠贤做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请在国学西为魏忠贤立祠,与孔子并尊。到一年,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这些事现在我们看来类似荒谬无稽的事,其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少数人的荒谬无耻行径,许多在历史上被认为正面的人物也参与其间,如袁崇焕等。也许我们可以解释为是“违心”,但这种“违心”不是少数人,而是普遍的。其实,这种闹剧在历史上时有发生,连我们这代人都有幸经历过。当一种荒谬上升为是一种政治狂热时,已无是非可言,存在成为合理。

魏氏集团能够形成气候,与当时明朝廷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也有关系。当一种政治气氛不是处在公平合理的平衡时,必然要暴发异常的取向。东林党人在朝政上取得发言权时,并不是采取一种宽容地、和谐地、平等的政治姿势,而是党同伐异,不惜余力打击其它政治势力,排除异己,也为魏氏集团坐大创造了基础。东林党人讨伐魏氏集团的理由本身就不充分。东林党罗列魏忠贤最大的罪行是“内官干预外事,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其实,明朝内官干预朝政,并不是始于魏忠贤,远的不说。魏忠贤之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王安都干预过朝政。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著名的《忧危竑议》案,陈矩起了很大作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事情牵涉到后宫,明神宗不想深究,不了了之。想不到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叫《忧危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到了“国本”问题。明神宗不好再装聋用哑,只好命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因为郭正域曾是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朱常洛十分着急,于是托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后来在陈矩鼎力相助下,郭正域免遭陷害。王安就是陈矩推荐给皇帝,为皇长子作伴读的。梃击案发生后,郑贵记被怀疑是谋杀太子的幕后主使。是王安给太子起草诏书,颁下令旨,解除群臣的疑虑,以安郑贵妃之心,讨得皇帝的欢心的。朱常洛即位后,王安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采用门客中书舍人汪文言的意见,劝朱常洛发努金接济边费,起用大臣邹元标、王德完等,赢得东林党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赞誉。东林党人与王安的联系有一条秘密通道:东林党内阁首辅叶向高与内廷王安之间是经过汪文言联系的。这个汪文言歙(今安徽歙县)人,初为县吏,是地方官派到京城的“坐探”。是他用计离间齐、楚、浙三党,使东林党掌控朝政。东林党首辅叶向高执政后把汪文言任命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内客秘书长)并介绍亿与王安认识,成为他们之间的联络人。看来太监并不是不能干预朝政,而是看他是怎样干预。东林党人对“内官干预外事”,执行的是两个标准,对自己有利的就不叫“干预外事”了。杨涟为魏忠贤定下的二十四条大罪中,其中就有一条是为王安的死抱不平的:“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王安)于南海子。是不但雠王安,而实敢于雠先帝之老仆与皇上老犬马,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也。”还有四条是涉及皇帝家事——后宫的,所以朱由校不客气的驳回杨涟说:“一切政事皆朕亲裁。内宫事严密,外廷何以知道!”

正因为朱由校对东林党人有诸多的不满,才有意造成魏氏集团的坐大,牵制朝廷内的党派争斗。后人说到这段历史都说成是魏忠贤矫旨怎样怎样。其实,这太小看朱由校了,左脑细胞发达的人,决不是傻子,而是特别的聪明。他知道东林党人骨子里就瞧不起他,边一个新科状元者敢指着自己鼻子说自己,“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更何况那些世故奸滑的老官僚呢?与其自己与东林党人对仗,还不如让魏忠贤去“顶雷”更有效,他只要知道魏忠贤对他是忠诚的就行了。所以,他一次又一次谕旨:魏忠贤“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那些世故的官僚们并敏锐地理解这旨意,才会酿成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

哲人说,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看来上帝的旨意,谁也无法逃脱。

魏氏集团迅速的膨胀,也迅速的消亡。天启七年,才二十三岁的朱由校一病不起,便呜呼哀哉。他无子,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承皇位。

我们说过魏氏集团是一个即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政治理想的,只是依靠共同的政治利益而纠合而成的一个政治流氓集团。而所有“政治利益”都拴在朱由校这个扣上;只要这个扣一拧断,整条的链锁也就散了。这一点不仅所有的朝臣看的很清楚,朱由检也看得十分清楚。这位“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丶坐”的皇帝要做的传名立威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清扫已属过去了的政治“垃圾”。 他上台两个月后,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作臣下的总是能够敏捷体察皇上的旨意,于是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又雪片而至:魏忠贤门下御史杨维垣纠劾崔呈秀不守父丧,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倾刻间一个庞大的魏氏集团也像东林党一样倒下,土崩瓦解。

四、历史的警示

魏忠贤是忠,还是奸;是贤,还是恶?最有发言权的是朱由校、朱由检俩兄弟,因为大明江山是他们朱家的。

朱由校病重时 “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临死时,让魏忠贤宣召朱由检入宫,“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八字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恪谨忠贞”说明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

说魏忠贤“专权”也罢,“独丶裁”也罢,有两件事的处理,还是可以证明魏忠贤以国事为重,不像东林党人专事党同伐异。

《明史》本传载,御史侯恂请朝廷破格任用袁崇焕:“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侯恂是谁?就是著名才子侯方域的父亲,东林党人。清康熙十一年版的福建《泰宁县志》却载说向朝廷推荐袁崇焕的是都察院守院御史江日彩:“辛酉(162丶1年)还朝,值广宁之陷,榆关告急,彩力荐袁崇焕出守宁远,再挫敌锋,咸有知人之目。”并且有江日彩的的《议兵将疏》为证。江日彩是不是东林党人,不清楚,但他是东林党人礼部右侍郎钱龙锡的至交好友是事实。江日彩只身在京任职病倒京城,是钱龙锡照顾他;天启五年,江日彩病逝,是钱龙锡等帮着料理后事。钱龙锡还为江日彩写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提到了江日彩举荐袁崇焕一事:“辛酉还朝,值广宁之陷,榆关告急,公荐今督师尚书袁公崇焕出守宁远,卒再挫虏锋,人咸谓公知人云。”不管是谁推荐了袁崇焕,不是魏忠贤一党是肯定的。但魏忠贤把持的朝廷还是破格录用了袁崇焕。天启五年,东林党人被天启皇帝摒弃后,袁崇焕依然带兵打仗,羸得天启六年的宁锦大捷。

天启三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攻陷沈阳后,又进攻辽阳。两军在城外布阵激战五日,明军战败,辽阳城告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刎而死。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谁继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成为朝廷头等大事。各党派也十分重视,因为谁获得辽东经略的位置,就等于取得了军国大计的发言权。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推荐熊廷弼,浙党一派则力挺张鹤鸣。朝廷还是同意了东林党人的推荐,重新启用熊廷弼。

东林党人对后金的方略是“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所以,熊廷弼第一次任辽东经略时,驻守辽东一年多,辽东边境也倒基本太平。当然,这有熊廷弼“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功绩,也有努尔哈赤忙于扩充势力,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的原故。

对东林党人的辽东方略,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要大部队屯兵于辽东,兵源是个问题,朱由校费尽心思,从四川、云贵等地调入援辽兵力,凑数也只有十二、三万人,而且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兵,战斗力不强。兵部招幕来的新兵,派往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几天,都逃之夭夭。要长期屯兵十多万人于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对大明朝日渐衰弱的国力,是不堪重负的。这在东林党重新受到重用的崇祯朝更为明显。这道理很简单,消积的防守,只能是守一时一地,并不能有效消灭敌人;相反当你在忙于耗尽人力财力在防御时,敌对的力量也在同时聚结。所以,大明朝还没有打败后金的努尔哈赤时,已被“辽饷”、“剿饷”、“练饷”迫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所以,熊廷弼为大明朝开出的药方并不能治大明朝的病,只能把它拖跨,拖死。天启帝本来就被熊廷弼的这个无底洞的治辽方案搞得心力憔悴,头昏脑胀。至到天启五年,主战的辽东巡抚王化贞被后金派入广宁的间细挑起兵变,打开城门迎接后金军队。王化贞只好败出广宁城。熊廷弼见到战败的王化贞,还幸而灾乐祸地嘲笑他说:“你那个四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当王化贞建议调集军队,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时,熊廷弼却连防守都主动放弃,下命所有辽东部队撤回山海关,拱手把关外交给努尔哈赤。正因为东林党人这样不负责的举置,让朱由校彻底看透了东林党人,下命撤查东林党人,永不录用。

魏氏集团在对待政敌方面故然有其残暴的一面,如《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五年)秋七月,下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袁化中於北镇抚司……遂五日一比,惨毒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杻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杻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让人所不齿。但是,东林党人对政敌又何尝仁慈呢?杨涟上疏说:“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钱嘉徵控告魏忠贤,说:“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奸状;决东海之波,难以洗其罪恶。伏乞皇上独断于心,敕下法司,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愤”。 天启三年,东林党重要首领之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周嘉谨等人主持京察。翌年二月,公布京察结果,北南两京被弹劾处理的官员达338人,创明朝三百年来之最。齐党、楚党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位给事中成了“四凶”。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提出异议,认为这四人 没有什么劣迹,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坚持已见,特著文《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朝廷。称之为“邪丶党”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徐大化等人,都被罢丶免。即使是不结党的,只要是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合的一概被打入“邪丶党”,赶出京城。所以,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明史》)大概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

朱由检自认为自己会比哥哥高明些,能够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但是,他吃尽了苦头。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为了争取民心,免了许多赋税。可是,东林党人的守辽,每年要耗去国库九百万两白银,几年下来耗光了明朝的财政。这些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也不过是一群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呈上来的奏章大多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他十七年中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都于事无补。至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了,国库亏空,崇祯向朝臣们借钱,个个都没有了平时激昂高亢的爱国词。是他们没钱?不是。李自成一进京,从他们身上就收刮到七千万。他们是宁可国破,也不肯出钱。 有的东林党人干脆投降了李自成,像保举过袁崇焕的侯恂当上了大顺的工部尚书。崇祯在失望之余才想起了他哥哥朱由校临终前对他所说的话: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杀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将魏忠贤的遗骸收葬于香山碧云寺。

朱氏两兄弟走不同的路,却得出同一个答案,让人深思。

大明朝是要亡的,这没错。但是历史偏偏给人们开了个玩笑:没有亡在魏忠贤那帮流氓无赖的手中,偏偏亡在这帮自以为饱读贤圣之书,治国有方的腐儒手中。

历史是不是在给人们一种警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