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当年泉州的抗倭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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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有一个洛阳镇,传说这里的先民是远古的“固始文化”从河南洛阳迁徙来的因此这里也称为洛阳,洛阳镇上有一座桥横跨泉州市区和惠安境内,是近几年泉州市人民政府评为“泉州十八景”之一的洛阳桥,桥的南面是桥南和琯头、杏宅等村现在已经成为了泉州洛江区的市中心了,在琯头村有一座庙,庙里祭祀的是“什班公”所谓的“什班公”就是许多的杂姓组成的,根据史料记载,这里供奉的“什班公”其实就是当年为抗倭而献出生命的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们。查阅乾隆版的《泉州府志》和道光版的《晋江县志》的有关记载考证,泉州城东琯头抗倭卫乡事件发生的年代应在明代嘉靖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间。其关键之处在洛阳桥的中亭“新城”是建于那一年?据洛阳桥中亭的《洛桥新城记》石碑记载:“先是洛桥未城,此地为中亭,倭寇欲犯泉州,辄经此地以抵东门城下,育吾公(万民英)视师中亭,浩然叹曰:‘是汤池金城处也,欲遏贼冲桥保咽喉,无如城此。’”此就是万民英佥宪在“中亭”建“洛桥新城”的目的。而倭寇入侵琯头的杀掠事件,是促成建设“洛桥新城”的契机。万民英“输运废桥各处石,又砍近山诸石以辅之,而间市所得木为楼,不旬日城成。”倭寇在“洛桥新城”建成后,加上畏惧城东一带强有力的乡兵,就不敢再入侵此一地带进行烧杀抢掠。


在洛阳桥头的石碑《洛桥新城记》等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洛桥新城记》是晋江进士庄一俊记于“嘉靖三十九载庚申三月朔”。故“洛桥新城”虽只建“不旬日”(不到一个月),但建成时间不会晚于“嘉靖三十九年三月”。

二、《洛桥新城记》还记述:“晋江邓子,□□□劳,民和政简,南安夏子汝砺,惠安符子良佶,会同其役,举才通劳,皆有功新城……”据刘浩然在《洛阳万安桥志》中的“有关碑记石刻”考证:“晋江邓子,即晋江令邓洪震,南宁进士,嘉靖三十九年任,后升刑部主事,名载郡乘‘文职官’。符良佶,字他山,黄岩举人,三十八年任(惠安知县)。出家兵以除倭寇,上官特嘉焉。名载邑志。夏汝砺,融县举人,南安嘉靖卅八年任南安知县,祀名宦,有传。”此三人“会同其役,举才通劳,皆有功新城” 可见 “洛桥新城” 建于“嘉靖三十八年”末至“嘉靖三十九年三月”间。而邓洪震是嘉靖三十九年初受任晋江县令。故“洛桥新城” 应建于嘉靖三十九年二、三月间。

三、《晋江县志》卷之十“关隘志”记载:“万安砦在三十八都洛阳桥南。……明嘉靖三十七年,倭入寇,桥亭改为砦隘。……蒋德璟记略云:自嘉靖末,倭寇阑入,陷莆掠泉,连破永宁、崇武,故万佥宪就小屿筑城,为兵备行营,即三十七年事。”(上述最后一句,是该志书用小号字作的注释)此注释有误:1、“明嘉靖三十七年,倭入寇,桥亭改为砦(寨)隘”:明嘉靖三十七年倭入寇,但不等于说桥亭是当年就改为砦(寨)隘。2、“自嘉靖末,倭寇阑入,陷莆掠泉,连破永宁、崇武,故万佥宪就小屿筑城”:自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五年都可称为“自嘉靖末”,而倭寇“连破永宁”的事件,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的二月和三月(三月,倭寇血洗永宁),周学曾等在篡修《晋江县志》中采用“蒋德璟记略”时,注解有误。晋江蒋德璟,字申葆,29岁时中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其时比晋江庄一俊在嘉靖三十九年三月(1560年)所立的《洛桥新城记》之碑晚38年,蒋德璟的记略不详细。故万民英佥宪在“中亭”建“洛桥新城”为“砦(寨)隘”之史实,应以晋江庄一俊在嘉靖三十九年三月(1560年)所写的《洛桥新城记》为依据。故可以说“桥亭改为砦(寨)隘”不是嘉靖“三十七年事”,而是嘉靖三十九年初的事。

四、近来也有人说“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从郡境长坑头登岸,分兵攻打深沪、洛阳、磁灶,攻洛阳的倭寇数千人,从洛阳的径后登陆,分掠乌屿、桥南、杏宅、琯头、庄任、西福、浔美等村,这一带富有反抗精神的乡兵立即奋起反抗倭寇的入侵,配合官兵保乡土……”

此说不知出自何处的记载?据《泉州府志》三十七卷“纪兵”中的有关明嘉靖三十七年倭患的记载是:“四月,倭从郡境长坑头登岸,由龟湖突至安平,官兵追击大败之。是月至惠安,知县林咸率乡官李恺等拒守,城赖以全。倭遂分为二队,一由海道寇(进攻)鸭山(在惠安东园附近),咸战死;一由凤山清源山寇(进攻)南安,时南安无城,居民避,贼无所掠,仍遁。五月至郡城石笋桥,巡按樊献科率属固守二十余日,贼复攻永宁城,不克而遁。”

1、按《泉州府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倭寇在入侵鸭山(惠安东园附近)时,受到官府和乡兵的严重打击,几乎被全部消灭。没有记载“从洛阳的径后登陆,分掠乌屿、桥南、杏宅、琯头、庄任、西福、浔美等村……”之事。2、若倭寇“从洛阳的径后登陆,分掠乌屿、桥南、杏宅、琯头、庄任、西福、浔美等村……”应属倭匪进攻泉州时沿途入乡掠夺烧杀的事件,遇到的抵抗,也只是各村各自的分散抵抗。乡贤庄良珍就不可能从各村调到乡兵,也不可能集中兵力,包围消灭这批入侵的倭寇(并擒获其寇首),更不可能威震倭寇,令其从此不敢再来危害城东一带乡村。3、若真有此事,各村蒙难的村民,只会就地埋葬,不可能再集中到琯头的古井中安葬。故可以说琯头抗倭卫乡事件不是发生在明嘉靖三十七年。

五、《泉州府志》及相关史料,因某种原因,没有记载关于明嘉靖后期某年的八月间有倭寇在洛阳至泉州这一带的活动。只有嘉靖三十八年记载:“诸酋(倭寇)移南澳,建屋而居,焚拒者一年(在泉州地区)”。故这年的八月间,移居南澳的倭寇,有可能入侵泉州东门外的琯头为患。此事件也促成官府下决心在洛阳桥的中亭处建筑“洛桥新城”。加上“洛桥新城”是建于嘉靖三十九年初,故泉州城东琯头的抗倭卫乡一战,应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的八月底。

六、2006年,我在编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城东祭十班》的申报书时,相关的历史和事件,是综合当时所调查的十个社区的耆老(如城东的魏昭乞、西福的魏亚民、金屿的董伦木、庄任的庄永源、浔美的何振汉、琯头的庄锡煌、杏宅的郭景玉、桥南的刘金谷、南埔的魏火胜、法花美的魏硕田等数十位七、八十岁以上老先生)的回忆和对许多历史资料进行研究考证才写成的。闽南地区自古以来的习俗也是以“死难日”为祭祀日,故最终结论可以说:琯头的抗倭卫乡一战,就是发生在明嘉靖三十八年的八月廿八日这一天。


注释:《洛阳万安桥志》石碑原文,载于“泉州学丛书”刘浩然著《洛阳万安桥志》第133页,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


(该篇部分由我村老书记魏朝阳口述,由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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