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和女真是两码事)的形成和满族文学的发轫

满族的形成和满族文学的发轫

满族文学的发轫始于何时,是被满族形成于何时所决定的。所以,若弄清满族文学的上限必须判明满族形成于何时。 满洲族今简称为满族。满洲是部族名,并非是地名,这在《满洲源流考》里已有说明。满洲的词义是什么,《满洲源流考》解释说:满洲就是佛经中曼殊,妙吉祥之意。西藏给关外的满族政权献丹书,都称呼曼殊室利大皇帝。这是乾隆时代满族文人美化本民族的饰词,并不可信。乾隆皇帝在《满洲源流考序》里说:“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音转。”乾隆的解释无非是说满洲族历史悠久,并未说明满洲的含义。宁恩承在《满洲字义考》一文中说:满洲二字为各酋族之结合。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载,阿禄喀尔喀部落马哈撒嘛谤塞臣汗等给皇太极奏书称:“奏书于水滨六十三姓满洲国天聪皇帝。”六十三姓就是六十三个氏族,满洲就是这些氏族联合之意。

关于满洲族源

关于满洲族源,史学家认为可以上溯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足证满族有悠久历史。但满族和肃慎等族不能等同,因为满族这个氏族联合体中有些氏族并非是肃慎、女真的后裔。杨同桂《沈故》中谈到满洲八大姓中“瓜尔佳、钮钴禄、舒穆为金之旧姓,俱见《金史》;董鄂、辉发、乌喇、马佳乃以地为氏。……铁治亭(铁保)尚书,即董鄂大姓也。据称其先为宋英宗越王裔,后为金人置之董鄂,遂以地为氏,可见满洲世家中亦多系中原旧族。”再如纳兰性德始祖星恳达尔汉,其后裔杨吉砮幼女嫁给努尔哈赤,生皇太极。而杨吉砮“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来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由此可知纳兰性德虽隶属满洲正黄旗,实蒙古族,其族源和女真族毫无关系。可是纳喇氏〈即纳兰氏或那拉氏〉却是满洲这个氏族联合体成员之一。仅从上述两例即可证满族已不能与历史上女真族等同,满洲统治者号其部族为满洲,就是有别于女真。 满洲这个族称始于何时呢?《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氏,“始祖布库里雍顺,母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这段记载基本是《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中三仙女传说的概述。二书中原载“其国定号满洲。”《清史稿》编者明知传说中布库里雍顺时代不可能建立满洲国,——即使是地方政权,于是改写为“号其部族曰满洲。”其实《清史稿》此说也不可信。满洲之称决不会早在努尔哈赤数世之前出现,而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征抚蒙古之后,皇太极才使用一个新族称——满洲,反映众多氏族联合统一的现实,以示强大。这在《满文老档》天聪九年随处可见有满洲人、满洲兵和满洲国的称谓。 满洲由族称变为国号始见一皇太极当权时代。据《清太宗实录》载:天聪元年在给锦州二太监复书中,自称“大满洲国天聪皇帝”。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接受尊号,祭告天地时,自称“满族国皇帝臣,敢昭告皇天后土之神。”从此“建国号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结束了族称国号混用时代,恢复了满洲仅限为族称的含义。 从以上简述,可以获得两点认识:其一,满族不等于女真族,所以满族文学也不等于女真文学。其二,满族中虽有女真族后裔,但满族的形成在明末,时间较晚,满族文学的发轫也不能早于满族的形成。 此外,我们管见所及,从现存满族文学中还看不出继承发扬女真文学传统的蛛丝马迹,反映金代女真族生活事件人物的作品也极为罕见,即使令人采集的个别的反映有关渤海、女真的神话传说,也不应视为满族文学。 总之,满族文学的历史并不悠久,它的诞生在明代末叶。虽然民间口头文学往往早于作家的书画创作,但人所熟知的有关努尔哈赤的很多传奇故事,也多是产生在努尔哈赤称汗之后。

满族文学勃光的原因

有清一代满族文学家近五百人,他们的著作至少有六七百种,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罕有其匹。满族文学如此兴盛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满族文化落后,入主中原前后,形势迫使满族上层人士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也促进了文学创作。 满族统治集团逐渐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为了适应入主中原后,统治广大具有高度文化汉族的需要,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典籍,却是一张白纸,于是开始学习汉族的文化典籍。皇太极在天聪三年四月设文馆,命达海、刚林等翻译汉文书籍,其中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到了康熙时代出现了翻译高潮。“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除官方倡导的译书外,与之同时“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封神演义》、《列国志演义》、《两汉演义》、《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南宋演义》、《西厢记》、《连城壁》、《十二重楼》、《八洞天》等都有满文译本。汉族文化典籍的翻译无异对满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一定作用。

历史记载

但是通过译文掌握汉族文化典籍,远不如直接掌握汉族语文便捷。强烈求知欲使清历朝统治者潜心于汉族经典与文学。“对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乾隆热衷学习,文化知识渊博,在我国古代帝王中少见。他的“御制诗共五集,合计得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而潜邸所著《乐善堂全集》尚不在此数。伊古以来帝王制作,未有若此美富者。”清代皇帝——特别是清前期的皇帝,在学习汉族文化、文学方面率先垂范,对带到满族上屋人士学习汉族文化与文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前期皇帝督责皇子、王公子弟学习汉族文化、文学极为严格。赵翼《檐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然已隐隐望见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王子进书房也。天家金玉之体,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图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这是皇子的学习情况,近支王公子弟在上书房学习也是如此,而且定期考核。他们都长于汉族诗文和书法。 满洲王公贵族、豪门子弟都延聘汉族中名儒学者作为家塾教师,江南文人尤受青睐。他们尊敬江南文人,实际是崇拜汉族优越的文化。在康熙时代满洲王公贵族广交汉族文人,形成一时之盛。岳端、博尔者、纳兰性德、揆叙、文昭都分别和一批汉族名士有深厚交谊。当时的名士毛奇龄、施闰章、屈大均、丁野鹤、王渔洋、汪琬、姜宸英、陈其年、朱彝尊、戴名世、汤斌、徐乾学、查慎行、孔尚任、顾贞观、韩菼、严绳孙、蒋景祁、王石谷、王源、顾彩、高澹人、方苞都是这些王公贵族的座上客,诗酒唱和,情深意笃。岳端在《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诗中说:“孔子群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群不挟长,我亦不挟贵。”岳端贵为郡王,能以平等态度对待汉人孔尚任的原因之一,就是敬佩他的文学才能,想从与孔尚任交往中获得教益。慎郡王允禧“博览群书,而虚心下士,故学益邃而艺愈精。”由此可见结交汉族文士是提高满洲上层人物文化、文学水平的终南捷径之一。 满族中有识之士,把通过学习汉族语文,提高儿孙的文化水平,看成是家庭的幸福,关系后代福泽。鹤算《百砚斋》诗中写道:“不宝金珠贵,宜求笔墨良。佳哉惟一石,富者抵千箱。正为子孙计,谁知福泽长。”广而言之,可以提高民族素质。 满洲皇室、王公贵族、官宦子弟所以热衷学习汉族文化经典、文学创作,除政治需要、文学渴求外,和他们多是上层人物,非生产者,且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有密切关系。偏远地区的无职满族劳动人民,既无迅速提高文化、文学水平的需求,也没有延聘汉族师傅、结交汉族名士、购买汉族文化典籍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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