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相权缺失后的皇权臣权之争


清风乱翻书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另一条是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权力博弈游戏中实力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群体——由广大普通官僚组成的官僚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参照皇权和相权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臣权。




臣权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实力的原因是无法与皇权或相权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权和相权全面压制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臣权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发展走向乃至最终命运。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相权极端弱化甚至相权完全缺失了。




纵观历史,相权一直是在不断被分割弱化。从汉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无相。相权从集中到分散,从强势到虚化,从有到无,而臣权却在相权的加速衰弱中不断走强。到了明朝,蛰伏已久的臣权等到了复苏的春天。




一、废相权强皇权——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公元1380年至1392年,大明王朝上演了一出《一个马车夫引发的血案》。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杀马车夫这一小事为发力点大肆发飙,掀起了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导致三万多颗人头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风暴。这一场风暴不仅彻底消灭了创立明朝的功臣集团,也彻底宣告了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诛杀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团这些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倾轧我们姑且不去论朱元璋的是非短长,但是废除宰相制绝对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顽强的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优点,首先,宰相在治理国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为“专业”,皇帝宰相双首脑制也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缓冲层的作用;最后,宰相必要时可以作为政治责任的背黑锅者,成为广大臣民不满情绪的发泄点,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维护皇帝的“永远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统领群臣的宰相客观上具备了挑战皇权的政治资本,历代宰相挤占挪用部分皇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点什么异志的话,对皇权的安危绝对是灾难性的。




出于对不容侵犯的绝对的皇权的迷恋,朱元璋痛下决心彻底封杀了宰相制。




废宰相之后,皇帝需要直接统领群臣,大小事务必须事必躬亲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疑加大了,这对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后来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来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初步形成了内阁制度,所谓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帮助皇帝谋划及处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内阁具备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实质上,内阁与宰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宰相的数量少,权力较为集中,而内阁则由几位成员组成,且多数情况下,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权力分散且严重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次,名分问题,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内阁成员一般品级较低,说破天去终究只是私人秘书,名分与威望是无法达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后,政治立场问题,宰相与皇帝关系较亲密,是皇帝的忠实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条裤子,而内阁成员与群臣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皇权与臣权对抗时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臣权。




总之,内阁作为山寨版的相权,被严重分散与弱化了,已经不具备力压群臣的实力,甚至其政治立场更多的时候是倒向臣权。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彻底的名亡实亡了。




与此同时,广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内阁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臣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但是他们的协同组织能力却超越了许多组织严密的集团,基于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十分默契的达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从而逼迫皇帝就范。而皇帝要展开反击或是报复行动时,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总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杀了吧?所以皇帝的铁拳多数打到了空气上,而群臣的拳头却是招招到肉。皇帝对群臣的反击就如同美英联军遭遇到了游击队——你打他们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打你时,遍地是他们。从朱瞻基开始,之后的明朝,臣权几乎全面压制了皇权,这与朱元璋的初衷实在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的确颇具讽刺意味。朱元璋废相权强皇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废除宰相制之后,后世皇帝的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边缘化。




朱元璋的废相权强皇权运动以宰相的悲剧开场,却是以皇帝的悲剧收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皇权对臣权的完败——不是废物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明朝皇权与臣权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时的明朝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团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强,皇帝的权力已经被群臣瓜分殆尽。年轻气盛的朱祁镇显然是不满于权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热衷于抢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深感势单力薄的朱祁镇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全权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与能力虽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却是唯一一个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人。朱祁镇选择他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事情。不可否认王振在打压臣权强化皇权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双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积累升级。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误引发了蒙古瓦剌部与明朝的边境冲突,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皇臣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由于事端的引发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他们甚至恶毒的推荐毫无军事经验的王振挂帅出征,一种看王振笑话的恶毒心态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没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当然更没有人敢去,因为这是要触犯众怒的,千夫所指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战败,只要王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蓄势已久的倒王运动大幕就会揭开。引发边境冲突、出师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无任何军事才能经验的王振被迫出征,为了壮声势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最大的责任挡箭牌,王振怂恿23岁的朱祁镇御驾亲征。于是50万明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这场战争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统帅王振的军事无能,群臣的袖手旁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明军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军队的突袭,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朱祁镇则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如获至宝的蒙古人裹挟朱祁镇乘胜直奔北京杀来。




皇帝被俘,外族入侵,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消息传至北京,群臣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去考虑“国无君”“保卫京师”等紧要问题,而是去清洗王振势力。清洗的过程极尽疯狂,甚至发生了在朝堂上将王振的三个亲信群殴致死的闹剧。直到彻底清洗完王振势力后,群臣才想起这个帝国现在还缺一个皇帝——可见在群臣心中,皇帝也就那么回事儿。




群臣拥立了朱祁镇的废物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彻底抛弃了令他们十分不爽的朱祁镇。这种抛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他们甚至想直接杀死朱祁镇——当蒙古人来到北京城下时,守卫北京的明军毫无顾忌的朝蒙古军队开炮乱轰一气,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朱祁镇就在蒙古人军中。




群臣对强势皇帝的不满和抛弃撕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之后,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让蒙古人铩羽而归。朱祁镇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囚徒生涯。七年之后,他被释放了。因为蒙古人也发现这个已经被大明臣民抛弃的可怜虫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了。获释后的朱祁镇黯然回国,在南宫又做了冠名为“太上皇”的囚徒。




但皇权与臣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经过七年历练,废物朱祁钰却越来越不像废物,逐渐强势起来,新一轮的皇臣之争又拉开了序幕。




对群臣来说,在皇权与臣权的博弈中,为了臣权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机器只能掌握在群臣手中,皇帝必须是废物。如果皇帝不是废物,试图插手国家事务,那他必然会被群臣抛弃从而被一个废物取代。朱祁钰显然没有悟出土木堡之变和自己被拥立的幕后真相。




朱祁钰的好日子到头了。




景泰八年(1457)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带兵攻入南宫释放并重新拥立朱祁镇为帝,废掉了朱祁钰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政治赌博,左右未来政局走向的并不在投机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对政变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剿灭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个夺门之变过程中,群臣的对待政变的态度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群臣对政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默许。群臣这一次抛弃了朱祁钰选择了朱祁镇。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在的朱祁镇更像废物了——论威望,被外敌俘虏还有威望?论个性,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棱角磨平了。论觉悟,吃了这么多苦头该长记性了。朱祁镇更像废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这一次把选票投给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十分识趣的选择了身居皇宫,不问政事。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与群臣对抗的资本和勇气。




皇权对臣权的怯懦一直延续了好几代,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朱祁镇把他的人生感悟秘传给了子孙后代。朱祁镇之后接连出现了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垕五位废物皇帝。他们延续了对臣权挑战的逃避和妥协。




这五位皇帝中,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起过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亲是兴献王,本来是不能承继大统的,但是由于前任皇帝朱厚照无后,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严格来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只是给死人加个虚名而已。但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皇帝企图插手政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皇帝选择了一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节点进攻,如果成功了,接下来必然会扩大战果进而一步步挤压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这么认为的。




绝不能让对手的进攻意图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达成了攻守同盟。上书反对皇帝的提案,直至发展到220多名官员跪伏在左顺门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某些激进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口号以死相逼。屁大点事犯得上死吗?这不是故意给皇帝找茬又是什么?




怒火攻心的嘉靖动用了维护皇帝权威的终极武器——梃杖。一百八十余名官员被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十七个倒霉鬼因此毙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员居然是踊跃报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后许多明朝官员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极端到了以被皇帝杀为荣),臣权群体意识下的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收场,但是他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大礼仪之争后,皇权与臣权的对抗几近不可调和。寸步难行的嘉靖皇帝同样逐渐丧失了政治热情和勇气,开始醉心于修仙炼丹。哥炼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终究也没有摆脱废物的宿命。




皇权与臣权的三次较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大礼仪之争——均以皇帝的完败而收场。在强势臣权面前,皇帝只能乖乖当废物。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冒尖的大臣不是好大臣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让久违的相权在明朝万历年间复活了!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废物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