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多来自农村 视接客为种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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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 “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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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多来自农村 视接客为种田(图)

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

“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性服务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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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学老师对我的训斥:难,我知道难!现在的世道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但是这不是你堕落的理由,你要么站着死,要么跪着活!你自己看着办吧!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堕落,我希望有那么一位老师,也能将16亿中国人也训斥一顿!

 以下是引用yingean 在第7楼的发言:
无论什么原因,我也不会认同用性换取金钱。

将军同志,那么用公权用公义甚至用良心去换取呢?

我倒觉得如此一对比,用性去换取已经相对来说算是高尚的了。

她们不偷不抢的,靠自己的身体,每天担惊受怕地维持生计、养活小孩,同时解决了部分单身男子的生理需要,为中国最低层人群的人生,提供了一点点幸福,为促进社会稳定做了小小的贡献。求你们了,警察叔叔,把你们更多的精力放在除暴安良上,放在严打假药、假油等等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上,留给这些可怜的人一点点安稳的空间吧。

15楼bbk1991

 以下是引用252437649 在第12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鱼即鱼 在第4楼的发言: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学老师对我的训斥:难,我知道难!现在的世道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但是这不是你堕落的理由,你要么站着死,要么跪着活!你自己看着办吧!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堕落,我希望有那么一位老师,也能将16亿中国人也训斥一顿!

你是没遇到难,打个比方,父母有病没钱看病,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借不到钱。你找社区帮你,只能给你办个低保,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对于天价的医药费 等于无济于事。我举的例子不是抬杠,确实有这事。正好有来钱道,是触犯法律的那种(不知道在你眼里触犯法律算不算堕落)或者说只能卖淫,因为来钱快。你干不?干就有钱给父母看病。不干父母就要回家等死。你干不?你要是不干我佩服你。话说回来我干。你大学老师只因为能说那样的话,是因为他不是社会底层。


我认为妓女一个很正常的职业,社会有这个现象,不值得鼓励也不应该歧视,发达国家也照样如此,2011年,德国科隆的80岁老太太艾尔达,每月的养老金那只有225欧元,不得不去做妓女,居然第一次就挣了140欧元, 德国社会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认为,80岁老人应向政府求助,这反映德国福利制度出现问题。也有人认为,既然妓女职业是工作,老年人去做也无可厚非。如此种种,既然它能生存数千年,成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

 以下是引用打AK的子弹 在第64楼的发言:
在我看来 卖淫比卖权卖官卖国强万倍

别说“卖淫”那么难听,到这个地步的她们,无非就是靠体力换口饭吃,她们说了,跟种地差不多!

真正卖淫的,现在正跟卖权、卖官的在一起花天酒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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