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如何被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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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如何被挖出

一场险些让蒋介石丧命的空袭,引发国民党高层恐慌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向中国境内派遣了大批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间谍。这些人乔装改扮,掩藏身份,通过种种关系秘密潜入到中国各地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各个部门,想尽一切办法刺探中国高级军事情报,为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服务。据调查,在这些日本间谍中以日军特工总部打入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核心的间谍,对中国初期战局威胁最大。他们不仅造成了中国军队封锁江阴要塞全歼日舰于长江水面的军事计划破产,而且还差点要了蒋介石的性命。


1937年8月26日,上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乘坐插有英国国旗的轿车,从南京前往上海,途经嘉定地段时,突然遭到两架日本军用飞机的轮番追逐轰炸。许阁森大使被机枪子弹击中,脊骨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这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外交事件。英国政府立即向日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进行外交交涉,中外各大报纸传媒也纷纷以大字标题报道此次事件。许阁森遇袭事件沸沸扬扬折腾了一个多月,各界对此次事件的猜测不断。其实,在这场重大外交事件的幕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情:日军飞机攻击英国大使的座车的原因,完全不是日方外交文件所说的因“无法辨清”导致误伤,而是一次有目的的袭击,他们袭击的目标也不是英国大使,而是蒋介石。


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后,中日战争愈发激烈。在南京的蒋介石几次准备亲自到上海前线视察与指挥,但因日军飞机对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公路都作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无论乘火车还是汽车都极不安全。8月25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向蒋介石进言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明天从南京去上海,接见英侨领袖并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可以搭乘他的轿车同去。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是中立国,其座车又插有英国国旗,有明显的英国标志,可以免遭日军飞机轰炸。”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考虑到在自己的国土上出行,居然要乘坐他国的车辆,实在有失国体,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于是改变主意,坚持乘坐自己的车到上海。不仅如此,生性多疑的蒋介石还改变了出行的时间,把原本白天的行程,改在了晚上。就这样,蒋介石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南京出发,顺利、安全地抵达了上海前线。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一个血腥的刺杀阴谋恰恰因为他的一念之变,而没有得逞。


第二天,许阁森按照计划安排乘坐使馆的专车前往上海。结果,许阁森的车子遭到两架日机长时间的轮番拦截与扫射,大有置车中人于死地的意思。日军之所以不惜冒国际公法开罪英国的风险,就是为了达到炸死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他们预先已经获取到了蒋介石将乘坐许阁森大使专车前往上海的绝密情报,于是制定了周密的轰炸袭击计划。如果那天蒋介石真的在车上,那一定是难逃一死。


袭击事件后,深谙其中意义的蒋介石勃然大怒的同时,也惊出一身冷汗:当天决定乘坐许阁森大使专车去沪的最高军事会议,只有最高层的几位军政大员和行政院机要人员参加,这么重要的机密情报怎么会如此迅速而准确地传到了日方军事指挥机关那里呢?其实,在英国许阁森大使专车遇炸案发生的前后,南京国民党政府高层,就已经发生了多起极其重大的日谍案。这起针对自己的谋杀,令蒋介石感觉到身边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这令他终日惶惶。


三起大案连发,震惊国民政府中枢


早在“七·七”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平、津及华北广大地区,侵略矛头直指南方,上海、南京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蒋介石根据日军最新动向,经过反复谋划,决定先发制人:立即采取闪电军事行动,密令海军迅速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并对吴淞口至江阴要塞执行三线布雷,迫使日军停泊在江阴上游至汉口的七十多艘战舰、三千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装甲战车、炮兵缴械投降。这一行动如果成功,对即将全面进攻上海的日军是一次有效的打击和遏制。

就在部队接到密令准备实施时,日军战舰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出封锁区,集中在黄浦江水域,反过来对上海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威胁。这一再明显不过的军事行动令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次军事行动计划被泄密了。随即,国民党最高司令部下令彻查。


江阴泄密事件不久,就发生了英国大使许阁森专车被炸事件。消息传来,白崇禧不禁汗如雨下。联想到此前江阴泄密事件尚未侦破,自己的建议险些送了蒋介石的命,白崇禧不敢再想下去。


1937年9月初的一天,蒋介石指示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长官都要参加,蒋介石亲自莅临作重要讲话。开会那天,南京军、警、宪、特实行全面戒严。通往军校的路上,警察和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出校门的车也都一一登记车号。会场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蒋介石到来。这时,一名总值日官突然向到会的所有人宣布:发现两个可疑的人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不一会儿有人来报告,那两人已经乘轿车逃走了。据事后调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他们潜入军校的目标是刺杀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要员。这次事件与上两次一样,日本特务再次得到了准确无误的情报,并且顺利地通过严密的检查进入会场。


一系列的案件,让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无论是涉及军事战局的最高机密,还是秘密会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都会十分蹊跷地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这太可怕了。那些日子,蒋介石总是紧锁眉头,不时倒背双手怒气冲冲在室内来回走动,一口假牙的牙床痛得几天吃不下饭,而且常对部下发脾气。在联合破案的会议上,蒋介石用一口地道的浙江奉化口音,拉着嗓子说:“吴淞口布雷等一系列事件,日方知道得如此清楚,说明我们内部有他们的人。这是一枚定时炸弹,是一个大隐患,不除不行。你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给我挖出来……”随后蒋介石又亲自给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下达快速破案的命令。


谷正伦感到案情重大,经过反复权衡,决定打出他手中的一张王牌--南京特警二队。南京特警二队在当时专门做日军反间谍工作。两年前,由于他们成功策反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身边的贴身勤务员陈耆才(代号203),而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颇有名气。


特警二队外事组特工李荣芳接到任务后,立即启动“203”。在一家酒楼,李荣芳约见了陈耆才。李荣芳问:“在领事馆里,有哪些中国人与须磨往来?”“203”想了一阵,说:“根据我的观察,国民政府中的那个机要秘书黄浚和须磨来往最多。”


“他近来到过领事馆吗?”李荣芳问。


“近段时间很少见他来。”“203”回答。


李荣芳立即将情况向队长作了汇报。富有侦破经验的丁队长深思了一会儿,似有所悟猛击一掌说:“对了!布雷泄密等一系列事件后,黄浚很少去须磨那里,这现象反常。”丁队长把分析的疑问向谷正伦作了详细汇报。谷正伦也刻不容缓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恰好此时也查出混入军校的可疑分子所乘坐的车正是黄浚的车号。蒋介石立即下令:把侦破的重点转向黄浚。


黄浚,字哲维,号秋岳,福建闽侯人,出身书香世家。1916年,黄浚赴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黄浚不仅通晓日文,而且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内心十分崇尚日本文化。学成回国后,黄浚先与林白水办了一段报纸,后进北洋政府当了一段时间的职员。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关系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因林森与黄浚是同乡,遂将其调任行政院任秘书主任。这样的身份使黄浚有机会接触国民党高层核心机密。亲日派汪精卫上台后,黄浚备受赏识。他经常随汪精卫一起参加外交活动。恰巧,当时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是黄浚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因为这层关系,他经常去日本领事馆走动。时间久了,在须磨的重金收买下,黄浚改变了立场,彻底叛国投敌,在国民党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头目的间谍集团。须磨指示他除与日本领事馆方面秘密接触外,还与一个叫“廖雅权”的日本女间谍单线联系。


廖雅权,就是号称“帝国之花”的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1909年,南造云子出生在中国的上海,其父南造次太郎是日本老牌间谍机构“黑龙会”的重要成员,长期在中国活动,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南造云子自幼在中国上学,13岁时被送回日本,在神户一所特工学校受训,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曾当过她的教官。1926年,17岁的南造云子被派到中国大连,开始她的间谍生涯。1929年,南造云子被调往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的身份作掩护,打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招待员。南造云子能歌善舞,妖媚迷人,凭色相勾引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窃取了许多中方的重要军事情报。如她窃取了上海吴淞司令部给国防部的扩建炮台的军事设施报告,后来日军进攻上海时,很快利用这一情报将要塞摧毁。

黄浚与南造云子接上头后,将蒋介石围歼长江日舰的军事计划告知。南造云子来不及按程序向日本特务机关报告,而是直接报告给了日本东京总部。日舰接到总部命令后,即快速脱离封锁区域。此后,南造云子、须磨、黄浚三人狼狈为奸,大肆活动,其中包括两次谋杀蒋介石的行动。


巧设内线,收集罪证,逮捕日谍特务


特警二队确定目标后,针对黄浚的第一步行动计划是全面控制他的住宅,由外事组富有侦破经验的李荣芳与助手钟高玉负责。李荣芳和钟高玉接到任务后,立刻乔装改扮,在黄浚公馆的周围日夜守候观察。


几天后,钟高玉装作游客的模样,叼着烟卷在一家杂货店前若无其事地溜达。突然,黄公馆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十八九岁、长得十分漂亮的姑娘。她着装朴素,抱着小孩,朝一家商店走去。钟高玉断定这是黄公馆的女佣人。这时,李荣芳走过来,对钟高玉说:“小钟子,这是黄公馆的人,对我们有用。”钟高玉疑惑不解地看着李荣芳。李荣芳笑了笑,将嘴附在他的耳边嘀咕了一阵,最后说:“(你)干不干?”钟高玉将袖子一扎,回答说:“行吧,就这样干!”


第二天一大早,李、钟二人按原计划来到指定地点守候,没想到下起雨来,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云收雨住。正当两人毫无收获准备返回时,黄公馆侧面的小门突然打开,里面走出那位姑娘。两人立刻来了精神,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各自分开。钟高玉寻机超过那姑娘,在一棵树后隐藏起来。一会儿,姑娘慢慢走过来,钟高玉猛地从树后蹿出来,将其按倒在地。姑娘突遭袭击惊惶失措,大声呼救,钟高玉又掏出布团塞进她的嘴里。说时迟那时快,佯装过路的李荣芳朝着钟高玉大吼一声:“住手!”并朝他猛扑过来。钟高玉装作受惊的样子爬起来与李荣芳对打起来,只几个回合钟高玉佯装“不支”,夺路而逃。李荣芳也不追赶,走近姑娘询问她有没有事。那个女佣眼含热泪向李荣芳千恩万谢。李荣芳遂借口顺道,陪着姑娘一边谈一边向大街拐角走去。钟高玉完成“丑角”任务后,迅速返回特警队,等待李荣芳的消息。夜色已深,李荣芳终于满脸喜气地回来。他兴奋地对钟高玉说:那姑娘叫莲花,原是江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因父母双亡被人诱骗到南京,又转手卖给黄公馆做女佣,受尽了黄府主人的打骂和污辱。就这样,自从“英雄救美”后,李荣芳经常同莲花往来。莲花为特警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更坚定了特警队盯住黄浚早日破案的信心。


为了加快破案的速度,特警队又在日本总领事馆大门外的鼓楼公园布置了“小报摊”、“测字摊”及人力车夫等特工人员,严密监视。然而此时的黄公馆却出奇的安静,一连几天,黄浚行动按部就班,每天除坐车上下班外,只有一次接到须磨请柬去了领事馆,而“203”反馈信息称,那只是一般性的应酬。其间,黄浚还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过一次会,又到黄埔路蒋介石官邸一次。除这些外,黄浚就是呆在家里。


可是即便如此,细心的侦查人员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对黄浚的小车司机产生了怀疑。这个司机每次外出都骑自行车,特警队曾派人跟踪过他,除见他在街上兜圈子外,还去过一次国际咖啡馆。当跟踪人员将这一情况向丁队长汇报后,负责在日本总领事馆监视的人也传回消息说,领事馆中的日本人小河曾在相近的时间到过新街口国际咖啡馆。根据这一情况,钟高玉提出再跟踪一次,弄个水落石出。


钟高玉在黄公馆门口连续等了三天,直到第三天,黄浚的司机才出来。钟高玉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果然,他进了国际咖啡馆,可是很快又出来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行动。不多时,莲花来找李荣芳报告说:她替黄太太打洗脸水路过黄浚的书房门前,见司机匆忙跑进书房,把头上戴的呢帽子取下向正在打太极拳的黄浚扬了扬,随即把呢帽挂在衣架上,自己光着脑袋退出了房门。钟高玉心里暗想,莫非问题就出在那顶呢帽上?


第二天下午,钟高玉一身西装革履,跨上自行车,来到黄公馆对面的街口,只等司机出来。一会儿,司机果然骑着单车出来了。他头戴呢帽,蹬着车直奔国际咖啡馆。钟高玉紧追不舍跟进咖啡馆。只见司机摘下呢帽,挂在衣帽架上,然后倚着一张圆桌坐下,要了杯咖啡慢腾腾地喝起来。几分钟后,他喝完咖啡起身出门,没有任何异常行动。钟高玉回到特警队。这时负责跟踪日本领事馆小河的人也回来了。丁队长听完汇报,问道:“在咖啡馆里,他们挂在衣帽架上的呢帽是什么颜色?”两边的人异口同声地说:“灰色的”。丁队长右手往大腿上一拍:“好!很快就可以到手了!”夜里12点。在行动组的会议上,丁队长把第二天的计划、任务详细分解后,大声说:“如果情况有变,一切听我临时命令行事。”

连续等了两天都未发现情况。第三天下午,钟高玉临时接到队长命令,骑上自行车到秦淮河沿一条横街路上等候。接近7时,钟高玉突然看见丁队长出现在对面桥头上,只见他从头上取下帽子,掏出手帕在额头上抹了一下。这正是前天晚上约定的暗号,说明有情况了。果然,钟高玉回头一看,竟看见了日本总领事馆的小河,只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对面横车道上驰来,紧跟他身后的是特警二队的侦查员小刘。此时,只见特警猛然蹬快单车,如出弦之箭,对准小河的单车飞撞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小河连车带人翻倒在地,头顶的呢帽也掉在地上。这时,等候在桥头观察动静的丁队长疾速跑来,一把揪住小刘的单车,喝令小刘从地上扶起小河道歉,然后两人一起将小河强行送往医院。这个日本人不敢多说话,害怕露出马脚,只得老老实实地跟着走。


趁混乱的时机,钟高玉迅速拾起那顶帽子,骑上车飞奔新街口国际咖啡馆。到了一个僻静处,钟高玉下车将丁队长事先写好的字条塞进帽子的夹层。当他赶到国际咖啡馆时,发现帽架上早有一顶灰色的呢帽挂在那里,与小河的一模一样。他走近衣帽架,把小河的呢帽挂上去,然后回到桌边,要了一瓶啤酒,两片凉糕,慢慢地品尝着。过了一会儿,他起身摘下挂在衣架上的另一顶呢帽,从容地走出咖啡馆,跨上车子飞驰归队。


当把“猎物”带回队部,翻开夹层一看,里面果然藏着秘密情报资料,其中有蒋介石暗中部署精锐陆军师移防上海、苏杭一带的重要情况,还有一张南京下关要塞地形图,资料显示出是黄浚的手迹。罪证拿到了!丁队长立即实施逮捕计划。李荣芳紧急约见莲花探询黄浚的动向。丁队长还向莲花布置当晚逮捕黄浚行动的联络暗号。


晚11时整,抓捕行动开始。钟高玉扮作邮差直奔黄公馆。几声铃响后,门“吱呀”一声开了。钟高玉迅速迈进门,特警也飞身闪进去,伸出一双铁钳似的大手掐住了门卫张口欲喊的喉咙。李荣芳等六七个人同时冲进正院。他们把司机和门卫交给一个持枪的特工看守,其余人快速冲进屋。正在这时,突然听到里面客厅“嘣”的一声枪响。大家全部冲进客厅,只见灯光下,黄浚像一根木头似的一动不动。李荣芳把枪口对准黄浚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其他特工也都围拢上来。不远处一位身受重伤女子横卧于屏风右侧的血泊中,李荣芳飞身扑上去喊了一声“莲花!”原来莲花在行动开始后,乘黄浚和几个汉奸在客厅喝酒之即,迅速潜入黄的书房,打开抽屉将一个牛皮纸信封袋拿到手里,这信袋正是黄浚准备交给须磨的一份情报资料。莲花把信袋揣在怀中匆匆退出书房,不料被黄浚发现。黄浚料定事情不好,想喝住莲花,可是莲花装作没听到,仍然往前跑。黄俊掏出手枪朝莲花射击。


半个月后,经军事法庭审判,黄浚被判处死刑。至此,潜伏在国民党中央高层的日谍集团全部被查出,国民党当局的核心机密也没有再泄露。黄浚的落网给国民党当局敲响了警钟,此后他们加强了对高级机要人员的核查和监控,防止第二个黄浚的出现。黄浚伏法后,南造云子也被捕获,并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几个月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南造云子乘乱逃出监狱,潜往上海,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多次派人追杀,均未得手。直到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被军统特工发现,秘密跟踪,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咖啡厅附近将她击毙。“帝国之花”就此凋谢。 (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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