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后果:失衡的明朝

土木堡之变的后果:失衡的明朝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来是皇权,勋贵武将,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正德天启都是如此,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二是挑动文官内斗,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嘉靖万历都是如此,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

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谦此人。另外,您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土木堡事变的话,会发现整个事件都很是可疑(比如从北京还没有走到大同,明军就开始缺粮。正史给出缺水的失败理由也站不住脚,要知道明代中叶山西内蒙地区地下水位很高的。几十万明军散开扎营的话至少有一个县大小,挖不到水的可能几乎没有),而土木堡事变最大的得利者呢?

首先是文官集团:彻底从根本上消灭大量传承几十年的勋贵武将,并借此完全窃取国家的军政大权。

其次时北京留守的文官集团:大量随行文官因兵败被杀(明代最重的户,吏,兵三步尚书都阵亡于此),腾出的位置迅速被留守文官填满(于谦就是从兵部侍郎升兵部尚书的)。并以拥立新帝而稳住位置。最后以北京保卫战来取得舆论制高点。关于防守北京的难度,我觉得当时明朝没有像崇祯末年那样经济政治崩溃,主力军队被消灭。外有天下勤王军队,内靠北京坚城(从徐达修筑北京城后,北京实际上就没有被直接攻陷过,李闯是靠有人开门,满清时靠李闯主动放弃,八国联军则靠满清皇室官员主动“西狩”)。我觉得防守北京几乎没有任何难度。更不要说当时蒙古人不过是送回明英宗,与名称通贡议和,最多志在劫掠,根本就不会也没能力强攻坚城。

关于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所以说,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视武为彘狗,武视文为寇仇”。明代最后的问题不是武将犯禁,而是文官乱法。所以成祖打击文官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错。再说我觉得成祖也谈不上偏向。武人职责是打仗,文人职责是治理地方。文人贪腐会被杀头。武人打败仗同样也会被追究。邱福身为国公,打败仗自己战死不说,家里也被抄家。家人发配海南岛。那您文官职责上出了错,被杀头就是冤枉?至于说啥“世家功勋可以无考核的世代出入军门”更是很正常的事情。武将的功勋和世袭是当时军队系统的晋升制度。人家勋贵武将都是从小校甚至军户起家一刀刀砍出的荣华富贵。您文人看着眼馋,送自己儿子投军不久行了?想直接取得武将那样世袭的官职?凭什么呀?您世袭谁的官职呀?

其实朱元璋父子对文官的猜忌,主要是源自南宋末年文官的糟糕表现。不是说南宋武将表现就很好,而是在文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社会中,南宋文官的表现更加让人反感(当然也有文天祥这种英雄,但总体上文官在民族大义上总体表现甚至还不如各地勤王山贼)。

明代文官夺取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很长期而有计划的过程。首先利用成祖死后争位的事情打击武将势力,使二者重新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之后是利用土木堡事变,通过从肉体上消灭大量勋贵,借机确立“巡抚领兵”的伪祖制来打断武人的脊梁,使得武人失去地位只能靠依附他人存在。再后通过正德死后清算江斌来彻底封死武将依附皇帝的可能,从而使武将只能依附文官。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明朝的军事就一蹶不振,中间戚继光靠依附于张居正并自练军队而短暂复兴后,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啥出色的表现(朝鲜之战也是靠得类似戚家军这种私军的辽东铁骑)。

至于说于谦,明军撤退至土木堡的原因是缺粮,北京到大同这点路程居然会缺粮,明军的后勤是咋整的?以兵部侍郎身份留守的于谦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土木堡真的是源于明朝内部的政治内斗(事实上历史中这种大败无一不是失败者有内部问题,比如肥水之战),那从他的受益方来看,其规模必然是空前强大的,皇帝被俘,大臣被杀,腾出大量的位置有无数人由此晋升。满朝的文官欺骗一个身居内宫的女人找个失败的理由(比如那个所谓的缺水)有多难?至于武将,这时候办丧事都来不及。

即使没有于谦,当时的文官集团还有赵谦,钱谦,孙谦。历史上从未被攻克的大城,数不清的军备,群起的天下的勤王之师。靠这些要是被志在劫掠的从来就不攻城的蒙古人攻破北京,那才是猪油蒙了心呢。如果于谦守住北京就算能臣,那单骑克镇江,开辟东江战场的毛文龙算啥?军神?

至于志士,他的志向“以文统武”是明王朝崩溃的最大的罪魁。朝政中文官失去制衡不说,就说军事。文官免不了要在内外军政上分派别。与利益面相对狭窄的武将不同,任何一个统兵文官都有无数人在其身后拉后腿。将党争带入到军事行动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失败。所以说于谦“巡抚领兵”的政策正式明朝失去进取精神直至灭亡最根本的原因。这种人也称得上“志士”?

明代文人写的东西给人感觉经常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比如所谓嘉靖和泰昌吃的丹药“红丸”系少女经血炼制。其实稍微对道家炼丹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首先经血这种污物与道家炼丹的理论事格格不入。其次,关于红色的丹药,道家有一种叫做大还丹的丹药估计就是这东西。大还丹实际上是一种汞化物。汞氧化会出现红色,大还丹同样会出现丹药由灰白转为红色的变化。古人认为这代表其能“活死人,肉白骨”。加上中国自魏晋就有开始炼制五石散的经验。所以大还丹很可能象五石散那样由很强的兴奋作用。所以被认为是起死回生的丹药。可见,这玩意可能有毒,但至少绝不是啥“少女经血”练成的。

另外还有所谓以文统武的“祖制”,我相信这么说的明代文人本朝历史应该还是会了解的。太祖朝的常遇春,蓝玉,沐英算哪门子文官?成祖朝的朱勇张辅又是哪门子文官?英宗正统朝于谦趁大量勋贵武将死于土木堡时立下的“巡抚领兵”制度啥时候成了所谓祖制?

文官不能打仗实际上与文官的个人武力和军事素质无关。文官领兵的弊病是把朝廷中无处不在的党争带入到军事行动中来,这会对军事行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比如A党某人受圣旨带兵讨伐蛮夷,一旦成功,A党在朝中的权势必然大涨,所以B党必然不会希望A党成功。如果蛮夷势力比较大,或者军事形式很不乐观,那B党还会有所收敛,毕竟亡国对大家都没好处。但是如果蛮夷在实力上完全不能与朝廷相比,那B党则可能敢用一切手段导致A党人失败,这样不但会化解A党的攻势,而且会严重打击A党在朝中的势力。

从权术上考虑,皇帝不可能让清一色的A党人负责战事,所以扯后腿实际上没有什么难度。所以说,哪怕A党选的守将军略超过韩信,武功羞煞吕布,也一定是失败的下场。即使您可以在自己的后勤因为“天灾”供给不上,自己报给朝廷的作战计划因为“敌人的细作”摆在敌人案头,手下官员对您的命令阳奉阴违的情况下仍能取胜,但朝中数不清的弹劾也会让您去职。毕竟只要做事就会有得失,不可能十全十美。晚清北清流斗不过南清流,就是因为北清流是多说话少办事,而南清流是只说话不办事。

至于文官结党问题,则是另一回事。说简单点,结党不是不行,但结党的方式则要控制。掌握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的利益群体(比如米国现在的两党),其代言党派应该可以接受。像东林党这样带表某地区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党派则不能接受。不论东林党在史书里多么伟光正,无论其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实上周延儒钱谦益直流可说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导致北方产生大规模灾害,国家同时还要对东北用兵的情况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其党派带表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这个党派必然是奸党。

比如明末是以地区来分,像齐楚浙三党联合,东林党则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再比如米国共和党幕后财团是大工业家的实业资本财团,代表人是洛克菲勒。民主党则是代表银行金融资本,代表人如肯尼迪家族(东部财联,波士顿财团,肯尼迪家族属于直接跳上前台)。其实二者都有银行,但区别为前者是由实业而诞生银行,后者反之。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门的官员结成利益集团是必然的。所以说明朝皇帝才爱用宦官。宦官出身贫寒,没有家族的支持,而且身体残疾,很难与士大夫结党(明末阉党实际上是帝党,魏忠贤实际上是皇帝派出来整合齐楚浙等党派制衡东林党的)。

明初的皇帝倡导武风,但实质上是对文官的没有多少压制。顶多三代以后文官就能把这项制度颠覆的不成样子。明代后期文官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无视太祖成祖两朝的事实,嚷嚷着于谦订立的“以文统武”祖制。有什么办法避免这“儒以文乱法”呢?唯一的办法,大概就是打破文官的舆论优势和文化垄断,建立极为完善的军校。使得老百姓不至于只能从酸秀才那里得到各种信息,百姓出人头地的出路也不只是科举。

明朝灭亡的根本就在文官势力过大。架空皇室,插手军事,垄断朝政。基本上所有权利文官一把抓。这是从于谦“巡抚领兵”制度就埋下的祸根。武宗自然也是知道的。那他怎么做的?明武宗初期利用太监巩固自己的势力。宁可用贪鄙的太监也信不过文官。后来则拉拢军官,甚至自封为经军亲自领兵战斗。如果武宗多活几年,扶植一帮勋贵武将恢复永乐年间文物制衡的格局也不是不可能。结果30多岁就莫名其妙落水病死了。

顺便提一下,明朝有两个无子的皇帝,一个是武宗正德。另一个是天启,同样也是落水病死了。真是有够巧合的。而且,武宗是“先用太监,太监不行用武将,我就是不信文官”结果落水死了。天启是“先信任文官,发现实在不行改信太监”然后也落水死了。明朝(同时也是古代社会)最出名的两个太监,刘瑾和魏忠贤也是在这两朝。但实际上这俩真正的权势,比起东**中晚唐的前辈来,根本就不入流。要知道中晚唐的前辈们可是动不动废杀皇帝的。

明代衰亡实际上开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这股政治势力被从肉@体和制度上双双消灭以后,文官独大已经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之后明代的皇帝们只能靠调节文官内部冲突来干预国政。经历过嘉靖(主要靠首辅的任免更替),万历(靠调节党争来影响),天启(直接考太监影响),如果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了解全面一些的话,你会就发现明代诸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昏君”们,被称为昏庸的行为下隐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后到崇祯被文官集团忽悠,几乎彻底沦为傀儡。崇祯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公开的大规模科场舞弊,个位数的江南商税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 易中天所谓明代“朝臣无大错,皇帝多混账”的说法,倒过来说其实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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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看完,有几分对的地方。明朝文官尤其是崇祯时代文官把贪腐发展到极点,口头上的仁义道德,其实是真伪君子。结党营私误国害民。

5楼麻婆

中国的文人除了贪腐就没有其他本事,所以古人早已下定语百无一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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