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原因:他成了联吴抗魏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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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2005年04期,作者:朱子彦,原题:《二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 原内容提要:章太炎先生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殒关羽之命”的见解虽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前后长达半年。在此期间,魏军几乎倾巢出动,曹操先后派出五批精锐部队增援樊城。在曹魏和东吴绝对优势兵力的夹击下,关羽全军溃败,危在旦夕,他日夜企盼蜀汉救兵的到来。但直至关羽临沮被擒,刘备、诸葛亮未以一卒增援荆州。方诗铭认为这是刘备要翦锄关羽,但其理由牵强附会,绝难令人信服。除了羽、葛

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2005年04期,作者:朱子彦,原题:《二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


原内容提要:章太炎先生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殒关羽之命”的见解虽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前后长达半年。在此期间,魏军几乎倾巢出动,曹操先后派出五批精锐部队增援樊城。在曹魏和东吴绝对优势兵力的夹击下,关羽全军溃败,危在旦夕,他日夜企盼蜀汉救兵的到来。但直至关羽临沮被擒,刘备、诸葛亮未以一卒增援荆州。方诗铭认为这是刘备要翦锄关羽,但其理由牵强附会,绝难令人信服。除了羽、葛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外,由于关羽不断破坏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故葛氏假吴人之手将其翦锄也就不是毫无道理之事。


关键词:诸葛亮 假手吴人 翦锄关羽 联吴抗魏


作者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44)


最近,《光明日报》(2004年12月14日“史学”版)等报刊摘录了笔者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导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今年2月22日对笔者进行了电话采访。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败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像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笔者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悖,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1];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2]。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性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是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3]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藉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4]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5]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是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是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廿四年7月,终于是年12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10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12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之为“斥堠”,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称为“细作”。魏、吴二国对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讯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6]。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相继攻克蜀汉的宜都、秭归、枝江、夷道等城,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7]。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月。


笔者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字片语涉及到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是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翦锄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8]。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笔者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追“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笔者在“诸葛亮择主”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9]。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10]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11]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葛氏假吴人之手将其翦锄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徐晃传


[2]三国志·张辽传


[3][4]资治通鉴卷68.胡三省注


[5][9][1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


[6]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


[7]三国志·陆逊传


[8]方诗铭文见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36-238


[1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


特约编辑萧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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