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幸福晚年


谁给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幸福晚年

冈村宁次受审

谁给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幸福晚年

冈村宁次的指挥刀


从网络上看了一部欧美拍摄的反映追剿二战时期纳粹潜逃战犯的电影,影片中那个藏匿了几十年的纳粹老教授只因有受害者指认告发,便被人用担架抬着回去接受迟到的战犯审判…… 由此也让我想起了在二战时那些残害中国人的日本战犯中,其中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首要战犯,竟在某些中国人的帮助下巧妙地逃避战犯审判,度过了幸福的晚年,高龄老死在家中………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团团长,是出兵中国山东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主凶之一;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同年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武官;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侵犯华北,威逼平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之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起历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 2部部长、第2师师长、第11集团军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先后任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日军侵华期间,他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 中国抗日根据地实行“烬灭扫荡”,罪恶滔天。1945年率领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1945年8月,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然而,冈村宁次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千千万万中国人鲜血的战争罪犯,竟然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将他列入首要战犯,于1946年8月和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中国许多民间团体一致呼吁将他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他……… 冈村宁次却十分安全地躲在中国南京鼓楼金银街4号一座幽静的高级别墅里悄悄地写书呢!他先后写出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剿共指南》等书,他是在给谁写书呢?当然是在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了,因为只有蒋介石急需要跟中共打内战,才需要冈村宁次来当他的高级军事顾问。


对于冈村宁次这个日本首要战犯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海内外各界舆论纷纷向国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日本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予以搪塞。1948年3月,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必须在4月底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结束所有日本战犯的受审审判工作。












194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冈村宁次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拒绝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押解冈村宁次的请求,决定在国内单独审判冈村宁次。


当时,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国民政府军方高层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宁次获得“自由”,而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那些文官们则顾虑国内外各方面的影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认为不审判冈村宁次起码在社会舆论上说不过去,会由此引来后人唾骂,等等。


据冈村宁次的个人回忆录记述:“ 1948年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汤恩伯的回忆录也有如下记述:“民国37年(即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1949年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了宣判,判决书全文如下:“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冈村宁次无罪。”


据南京中央社1月26日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冈村宁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迅速在国内外陡起风波。


194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就冈村宁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审判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的声明指出:“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风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中共中央声明播发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此命令扣压不发。


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当天晚上,汤恩伯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赶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美国轮船 “维克斯”号原本预定30日开船,但汤恩伯安排冈村宁次等人提前一天住到船上,因为当时“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再说汤恩伯也不敢把李宗仁的命令扣压的时间过长。为防意外,只好让他们提前住到美国人的船上。


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由于当时日本战后经济十分困难,冈村宁次等人手里没什么积蓄,生活十分窘迫。恰在此时,迁往台湾的蒋介石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专门特聘了一批日本战犯为高级教官,冈村宁次还是该院的特聘顾问,薪水和待遇甚至比国军将领还高出许多。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公开优遇原日军中的高级将佐,许多地方和机构还对些日本战犯持以排斥、整肃态度,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这批日本战犯在日本受到冷遇,但却在台湾受到了欢迎。


在台湾期间,冈村宁次多次受到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亲切接见,被视为贵宾享受到很高的礼遇,经常出席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官举行的重要活动,还作为高级顾问应邀到台岛各地四处巡游观光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进一步抬头。冈村宁次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和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宁次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教育“启示”日本自卫队青年官兵。接受这件事情后,冈村宁次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不过,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直到以“右翼首相”著称的佐藤荣作第二次上台后,才于1969年底公开出版它。


197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发表述评称:“佐藤政府疯狂反华,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温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冈村宁次回忆录的出版,在日本近邻国家中引起了极大义愤。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因心脏病突然发去世,时年82岁。一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首要战犯就这样度过了晚年,老而死去了,这对于千千万万饱受日军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大的遗憾,但也有更多的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