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需要尚武精神

天蝎凌云 收藏 1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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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站上看到一些忧国忧民的网友,高声疾呼中国应有尚武之精神,以为中国之尚武精神缺失了两千年。其实不然,苏东坡尝有一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来说中国人之性格,大概也颇为适宜,对中国人性格之分析,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表面与实际总有许多出入,对于中国人之尚武精神,余于此议题上饶有兴致钻研多年,之所以热衷于此,乃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有无一种坚忍不拔之精神,是这个国家民族能否立足世界强国之林的风向标。余在此议题上已掌握的资料甚多,不能一一陈列,在此仅作碎言片语的杂议,不成体系,望多多见谅。

既言尚武精神,先谈中国之武学,武学含义有二,一曰武艺,二曰兵法。这里说武艺,在汉及汉以前,中国尚武之风是上下帝王,下至百姓,那是中国真正彻头彻尾的尚武时代,譬如庄子记:“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再如孟子记齐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史迁《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这个秦武王够尚武的,居然跟大力士比赛举鼎,一不小心死了。这些是帝王的例子,至于布衣百姓,没有详举了,可以参看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始,文人之地位开始凌于武人之上,再则专制时代之下,帝王对手握兵权的武人,大抵是很不放心,所以中国政局由文人主导遂成为二千年来之现实。然而中国之武学传统并不因此而灭绝,而是走向民间化,在民间,一则是武术之盛行不衰;二则是武侠文学之兴起,弥补了主流儒学文化的文弱化;三则是中国历史之战乱之多,远非其他国家所以相比,特别宋朝以后,农民起义之频繁,无疑使武学大有用武之地。

从李小龙开始,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之武术。我手头上有一本小书,叫《武术入门》,是美国人罗西写的,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介绍了中国、冲绳、日本、菲律宾、巴西、朝鲜、泰国、印尼等国的技击术,其中介绍中国武术部分,占了全书一半以上,在这本书中,罗西写道:“所有其他亚洲武术或植根于中国或深受中国武术影响。”虽然中国武术在中国至少流传一千年以上,然而在中国的官方的史料中,对其记载是微乎其微,而民间的传承却是常盛不衰,这就是文化表面与现实的矛盾,毕竟中国历史的记录者大抵都是挥毫者而非挥刀者。

除李小龙外,扬名海外的中国武术家不乏其人,下面介始一位当年名震泰国的中国人,此人姓李名德,字名桩,是海南人氏,因犯法流亡泰国,在泰国师从金成学武,金成也是华人,是泰国武学史上最伟大的宗师之一。1921年,泰国政府在玫瑰园举行定期拳赛,是泰国水平最高的比赛,由于泰拳无敌于世界,故也可称为世界最高水平之比赛,史称玫瑰园拳场时代,当时泰拳中以东北和南部两地技艺水平最高,而东北拳师中,最厉害的是号称“高原虎”的乃央,泰国的中华总商会先为举办多次中泰拳术赛,乃央仅三招便击败香港的鹰爪功名宿子正,次年,乃央再度击败能徒手碎石的福建拳师赖铁虎。一时间泰国华人无不大感失望,当时李德仅为无名之辈,公然挑战乃央,时人以为李德必死于乃央拳下,殊知李德与乃央苦战三局,乃央竟有九次倒地,虽然此役被裁定为和局,而李德亦得以跨入最强拳师之列。1930年,李德返回中国从军,官职任到团长,在抗日战争中,与日军浴血奋战,最后血洒战场,英勇殉国,此正其作为战士之归宿。

笔者之所以不惜文字以表彰李德,一则此则史料较少看到,二则感动于李德之爱国热情,必不能使此事迹堙灭于国人之记忆,一人只能强身,众人方可强国,追先壮之事迹,明吾侪之心志。

而真正让国人感到武风日下,乃是自宋以来,中国之国势愈发孱弱,先后两次沦于异族手中,晚清又遭列强欺凌。然而此种现象,果真是因为国民丧失尚武精神么?其实不然,宋以后中国国势之衰微,真正原因在于专制制度之高度发达,自宋代吸取唐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而采取强干弱之手段,亦即采取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手段,这种政治制度极容易导致君主的昏庸无能,试看宋明两代,皇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昏君层出不穷。强干弱枝手段,作为维系统治国人之手段,大抵有些用处,固而宋、明、清三代历时均较长,然后对于其所无法染指之异族,则屡屡败北。故而借苏洵之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则宋明之败,非败于异族,实败于自身;非国民之勇武精神不足,实政府昏庸腐朽也。

余举一例,试看元灭宋之后,原宋地遗民如何在极其艰难之条件下,犹不断地自发发动反元之起义,其起义次数之多,历时之长,与元代相始终。我手头上有一本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其中第四卷是“元明卷”,依此书略述。

宋作为一个政府的最后抵抗终结于1279年,陆秀夫负宋末帝蹈海,至此宋王朝消失了;而元代后期群雄并起的标志,是1348年方国珍起义与1351年刘福通与徐寿辉起义。我将元代开国前期与后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排除在考察范围内,只选中1280—1347年这共计68年相对政局稳定的时间段来作为考察,在此时间段,在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面前,南宋遗民们是如何英勇地进行反元的斗争。翻开编年史,这68年间,反元起义至少有200次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过3次的反元起义。比如宋亡后,1280年,福建漳州陈吊眼反元起义,人数多达10万人;1283年,建宁黄华反元,聚众数十万,尊宋帝年号;1289年,杨镇龙反元,建国名大兴国,拥兵10万,同年,广东钟明亮与漳州陈机察先后反元,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在之后一段时间内,起义的规模有所减少,这个原因是元朝禁兵令与禁武令的结果,不过较大规模的反抗仍时有发生,如1331年海南王周起义,人数约2万人,其他小规模的起义不可胜数了。

我举这个例子,乃是说明民间百姓的勇武精神是十分可贵,因为无论在哪个朝代,要反抗组织严密的政府与武器精良的政府军,那绝非易事,而在元朝,更非易事,因为元政府为镇压反抗,多次推出禁兵令与禁武令。1289年,禁江南民挟弓矢;1290年,括江南民间兵器;1293年,申严江南兵器之禁;1309年,申严汉人持弓矢兵仗;1322年,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1325年,申禁汉人藏执兵仗;1336年,禁弹弓、弩箭、袖箭;1337年,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1339年,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1340年,禁民间藏军器。以上这些禁兵令与禁武令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可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抗元斗争是于极艰苦之背景下进行;二是政府反复重申禁兵令禁武令,正说明民风强悍,政府除此手段,别无良策;三是此法令是有效果的,其严厉打击之下,反元斗争的规模变小,然而此法令又不是完全有效,因为反复地复申,正说明民间的反元势力仍在积蓄着,虽然规模变小,然而也仅仅是为更大规模的反元战争做好准备罢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尚武之精神吗?

也许有许多人有这样一种见解,中国是一个顺民的民族,老百姓很听话,很好统治的。这个见解我不能同意,而且历史也否定这个看法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很有反抗意识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概念是广义的,即所谓中华民族),我们可以跟邻国日本作一个对比,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的思想》,这本书第12章“君主观的转换”中,列举了两个对比的例子,一是日本战国末期思想家松永尺五与中国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二是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与中国维新思想家谭嗣同。中国思想家的反叛性要远远在日本思想家之上,在吉田松阴看来,日本天皇即使象夏桀与殷纣一样暴虐,日本人民也只能够跪在其前仰祈他改过,不幸天皇震怒,尽诛亿兆百姓,哪怕直到最后一个百姓,也只能继续祈求。这个对比也正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天皇一系历经千余年之久仍尚存,而中国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最早的皇帝秦始皇倒是做过这种日本天皇梦,梦想着从秦一世到秦二世,一直到千世万世,殊不料出了两个人,一个叫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个叫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两个人开创了中国两千年专制时代的改朝换代的风气,项羽代表一种叛逆,刘邦代表一种帝王英雄观。试放诸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有过中国历史上如此频繁与大规模的起义与叛乱?说中国人是顺民,那是以儒家文化的眼光来看的,其实中国历史与儒家之所规划,又相去何远!

再回到前面那个话题,中国有两次是由少数民族所统治,而占人口百分九十以上的汉族人对此总有些耿耿于怀,所以有人认为是缺少勇武之精神。我前面分析过了,其实不是,宋朝与明朝的灭亡,不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而正是因为其自身,自己已经全部腐烂了,如果不改朝换代,倒是没有天理了。国民的勇武精神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弥足珍贵,然而仅有勇武精神是不够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名将石墙杰克逊将军尝有一言:“士兵的勇敢是可贵的,然而胜利必须赖于纪律来取得。”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一群勇敢的乌合之众,是成不了事的,而要把勇敢的乌合之众以纪律团结起来,那么必须有某个组织,而国家乃是最大的组织,而当这个国家组织的政府自身就腐朽不堪的时候,即便有勇武的国民,也不过是未有组织的一群群乌合之众罢了。

我前面也提到了人民在蒙古帝国这个古代史最强大的国家里的英勇反抗斗争,下面再说说在满清时代,中国人民的另一种斗争方式:民间秘密组织。在清朝这个专制时代的鼎盛时期,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是暗流涌动,在民间有着无数的秘密组织与强大的政府分庭抗礼。清朝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两大类: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

秘密宗教主要是白莲教,后来的拜上帝会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也算是秘密宗教。白莲教还有一些分支,比如1774年在山东爆发的王伦起义,这支是属于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清水教;再如1813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的李文成、林清的起义,是属于白莲教的另一分支天理教,这次天理教起义非常的英勇,非常值得一提,因为这次起义初期,有一个非常有创造力也非常英勇的行动,就是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北京的天理教教徒在一些太监的帮助下,直接攻打皇宫,从东华门与西华门攻入,有一部分打到内宫,可惜这次行动虽然布局很巧妙,但一则人数太少,攻皇宫总计200余人,二则武器落后,不少人死于宫廷侍卫的火枪之下。然而宫廷侍卫死伤也百余人,使得嘉庆皇帝惊魂不定,哀叹实“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不过要说起最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则是1796—1804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跨五省范围,是清代最大规模的起义之一,这次起义颇复杂不详述,这里只写些数据,清政府以九年时间,从十六个省征调大量军队,花费二二万两白银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个军费,相当于政府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跟秘密宗教相对应的,是秘密会社的大量存在。研究清史不能避开这些秘密会社,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也同样不能避开这些秘密会社。秘密会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跟政府的对抗,意味着杀头凌迟,全族屠戮。我有一本藏书《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仅这本书里面被屠杀、凌迟的小刀会员,至少就万人以上,这里还有个事实,这本书仅仅是福建上海两地,而且只是小刀会组织,而清朝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至少有200个以上。有些人读了鲁迅的书后,以为中国传统就是一种“看客文化”,小民们都象阿Q那样,有点叛逆,但还是顺民。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传统是勇敢的、是反抗的、是富有牺牲性的。

秘密会社与秘密宗教相比,其政治色彩大都比较浓厚,最主要的思想是“排满革命”,清朝的秘密会社中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是天地会,许多秘密会社跟天地会或多或少有点关系,有的是天地会的分支,有的是天地会演变而来,有的是其组织与主张与天地会相近。比如晚清的哥老会,其前身是仁义会,而仁义会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但天地会本身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本身地域性色彩也很浓厚,这是因为交通联系不便所致。三点会、三合会可能是天地会的别名,也可能是有别于天地会,在各个省,会社多不胜数,比如小刀会、添刀会、钩刀会、铁尺会、天罡会、棒棒会、靶子会、铁鞭会、一钱会、雷公会、添弟会、仁义会、忠义会、担子会、情义会……有些会虽一会多名,不过因为是秘密会社,所以要彻底证清其脉络,殊不容易。天地会起源时间上有多种看法,我个人倾向于天地会是由郑成功在1660年左右秘密创建,作为抗清的秘密组织。天地会等秘密会社虽然分布广,人数多,但由于分散,且无一个全国性的严密组织,所以极为松散,所以在前期,秘密会社的起义叛乱规模很小,除了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是个例外,但是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这些潜伏已久的秘密会社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这里秘密会社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的巨大,可以说,没有这些秘密会社的存在,太平天国根本是难以长期立足的。有趣的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天地会就有许多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拜上帝会原名叫“天帝会”,这跟“天地会”是同音,差了一个字;洪秀全与天地会同奉洪英为祖宗,而洪英据说是天地会的开山祖师,所以天地会又称为“洪门”;而天地会的会员证中有“太平”、“二房在广东红旗洪太岁”等,可见当时是一家人关系。(资料来源:郭绪印《洪帮秘史》)。太平军重要将领罗大纲、秦日纲均为天地会首领,太平军在攻掠湘南时,有5万名天地会会员参加太平军,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无源之水,实赖民间秘密组织之鼎力相助。至于晚清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其资料已经较为清楚了,哥老会对中国革命进程影响极大,以后有机会再述此话题。

在清朝,由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所发动的反清斗争只是所有斗争中的一部分,从满清入主中原以来,反清斗争从未中断,我举秘密组织的例子的目的,是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想,在那种参加秘密组织随时可能抛头颅、葬送全家乃至全族人性命的专制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秘密组织?它们的存在,不正说明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和牺牲精神吗?不正说明中国人那种勇气与胆量吗?所以我们在看鲁迅《阿Q正传》的同时,不也应看看这种历史,我们不去为历史作什么辩解,而是为了看清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的先祖是有这种传统的,这种传统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即使自己很弱小的时候,他们能秘密结合在一起,一起为了某种信念,一起坐牢,一起被砍头,一起被凌迟处死,即使他们的力量不够,但仍然潜伏,仍然维系一种希望,仍然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能实现他们信念的那天,他们不会象儒生们空谈,他们知道该出手就出手。这里我不想说他们什么思想局限性、什么政治狭隘的话,因为我看重是一种精神,人要没了精神,就成了植物人,一个民族没了精神,那叫什么民族?我们民族过去曾很窝囊,但我们的先祖很勇敢地承担这种苦难,却留给我们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坚韧、勇武、不屈、反抗、奋斗;不是吗?

正如文章开头时引用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身处中国人的社会中,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行为,我们已经感到很自然而然,比如说在餐桌上,中国人习惯于为朋友付钱,比如说到朋友家中长时间的漫无边际的闲谈;这些在欧美国家眼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外人的眼中,也许更容易一眼看出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所在。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有一个传教士麦高温到中国来传教,他在中国住了数十年,并在1909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中文译名《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我引用书中的一段话:“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基本上算是一个不好战的民族,在他们看来,只要一想到要在战场上与勇猛的敌人进行殊死博斗,中国人就总是退缩。这种认识可谓是大错特错了。在历史上,也许除了英国军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像中国军队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在通往胜利的征途上,曾发生过许多场战争,牺牲过数不清的生命。残忍而好战的部落需要征服;满盖士兵尸骨的高山需要攀登;尽管面临饥饿的威胁,一望无边的平原仍需要占领。这些勇敢的中国人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踏着死亡之路,顽强地前进,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

中国有重文轻武的传统,确切地说,应该说中国政府有重文轻武的传统。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政府与民间之间,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武侠文化,包括武术、包括武侠小说戏剧,似乎难登政府之堂。这种背离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汉代开始。在汉代以前,武人的地位是相当尊崇的,比如大家都知道“将相和”这个著名的典故,赵国的大将廉颇,一开始根本看不起蔺相如,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以及渑池之会的杰出表现,“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不服气,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这个典故很有意思,可以管窥出一些东西,其一,在那个年代,武人的地位是相当尊崇的,蔺相如作为一介文人,位居廉颇之上,所以廉颇觉得人格受辱了;其二,当时文人与后来的文人是有些不同的,文人并不文弱,相反是非常有豪侠之气的,来看看蔺相如是怎么说的:“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蔺相如是怎么评价自己的?他把自己同廉颇都比作“虎”,是两虎,这是非常有豪杰气概的。

汉代开始,在政府高层重文轻武,而且越往后,武人的地位越低,这原因我前面有提到,武人容易危及君王的统治地位。所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作为一代名将,奋斗了一辈子,也没封侯;象班超威镇西域,政府对之也很刻薄。至于岳飞、熊廷弼、袁崇焕诸人更不用说了,能敌万马千军,敌不过刀笔吏,全被杀了,死得很难看。在中国身为武将,如果功劳太大,反倒要小心了,所谓功高震主,武将功勋越重,死得越快,所以就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且不说赳赳武夫,中国历史上也有大儒当统帅的事情。一个例子就是明代的王阳明,本着所谓“良知”,王阳明为明王朝的江山投笔从戎,立下汗马功劳,铲平宁王之叛乱,最后却差一点却加上反叛罪名丢性命,在中国,做点事情就是如此困难,能抵雄师,却不抵刀笔吏,其实是不抵君王的提防心:“你王阳明讲学,讲“致良知”,讲“知行合一”,没关系,但现在你手里有军队,宁王用了好些年时间精心策划的谋反,被你王阳明以一群乌合之众的军队,仅仅花了42天的时间就平叛了,如果你王阳明心有异志,那我这皇帝当得了么?”

所以重文轻武这个现象,乃是专制政府之下中国特有的现象。相比之下,近代欧美国家对于武功赫赫的人,是歌舞之诗颂之,武人在欧美其享有之荣誉,真是中国武人所难想象的。在太平天国期间,有一个美国人跑到中国,此公叫华尔,后来帮助清政府创建“洋枪队”,成为镇压太平天国之主力军。华尔被击毙后,成为美国之一大英雄,可谓生前无名,死后殊荣。我有一本《华尔传》,是美国人亚朋德写的,这本书有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有神自西方来》,英文版书名是“The God from the West”,很有意思,在美国人眼中,一个生前骁勇的战士,死后当然成了神,从西方来的神了。无独有偶,洋枪队常胜军还有另一个外国人,来自英国,唤作戈登,这个人更了不起,他跟华尔不一样,戈登生前就满载殊誉了,这个人后来去了埃塞俄比亚,非常的勇敢,被***起义者击毙了,但戈登也变了一尊神,他跟克雷武、纳尔逊等人一样,都被当作最伟大的军人,受到国人的尊崇与颂扬。同样是军人,同样是伟大的勋业,对比一下华尔、戈登,看看我们的岳飞、熊廷弼、袁崇焕的下场,怎么不让中国之武人为之寒心!

最后,说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勇武精神。这里我所说的传统文化,是非经官方曲解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部分为儒、释、道。其中佛教乃是从印度传入渐中国化,这里先存而不论,代替之以先秦的墨家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勇武精神,是不宣扬暴力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滥用暴力的,这与一些尚武的民族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还未接受中原文化时的蒙古人,象成吉思汗,当然很勇武,但那种以杀人为乐、为淫人妻女为乐的勇武,非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勇武精神。

先看看儒家,孔子是不谈暴力的,《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孔子有谈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这里可以看到孔的对“强”的观念与成吉思汗是不同的,除了“衽金革,死而不厌”这种外在之强,还要有“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这种内在之强。孔子也谈勇:“仁者必有勇”,“知耻近乎勇”,“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里请注意,孔子是把勇武精神当作一种衍生物,是由内心信念所自然衍生的精神,它不是一种本体精神,是一种次一级的精神,这与墨家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稍后谈到墨家时再说这个话题。孔子不仅仅是个理论家,也是个实践家,孔子其实是很勇武的,据《吕氏春秋》记,孔子力能举城门,而不肯以力闻。这个说来也不怪,孔子的父亲当年在战争中,就曾力举城门,使被困在城里的士兵安全撤出(事见《左传•襄公十年》),大概孔子父亲对自己这一壮举沾沾自喜,所以从小便让孔子锻炼膂力罢,再加遗传的原因,孔子能举城门,也算是子承父业罢。后人提到儒生时,总是一副温文尔雅的面孔,觉得挺文弱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另一个很勇武的民族,就是日本,其勇武精神就是所谓“武士道”,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将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思想渊源归结于儒学:“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他(孟子)的著作曾经长期成为禁书,尽管如此,这位贤人的言论却永远寓于武士的心中。”

当然,儒学的大师很多,这里只是提孔子,因为如果要深入挖掘儒学中的勇武精神,势必会是长篇大论了,这里仅作抛砖引玉之谈。

其次来说说道家。道家有一种勇武精神吗?谭嗣同尝严厉地批判老子:“乌知乎有李耳者出,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毁刚!”,并说“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仁学》十九节、二十节)在这里,我最崇拜的谭嗣同谭大哥弄错了个问题,他把中国人孱弱的原因归结到老子身上,老子那五千言有那种能耐吗,在两千年前的五千字把两千年后的中华大帝国的精神整垮了,试问老子有那能耐吗?那原因我提到了,是政府的官方的原因,以非民间的学术的原因。老子的精神不仅勇武,而且坚韧,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什么意思?知雄守雌,乃是内刚外柔,就象孔子一样,内在很有勇力,会举城门,但不肯以力闻,不表现出来。为什么不表现出来?因为不宣扬武力,试看老子这段话:“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这里请注意,不宣扬武力,是不滥用这种武力,而不是没有这种武力,请看下面这句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前面老子说兵者是不祥之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既然用了,就是要战胜敌人,而不是要吃败仗,凭什么来战胜敌人?还是要凭借这个“力”,就是“胜人者有力”。表面上,老子说“柔”说“弱”,其实是不柔也不弱,老子所说的柔,是表面的柔,说的弱,是表面的弱,并非内在的柔弱,且看:“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还有另一句,是对这句话的解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现在可以看得很明白了,老子的精神,不仅是一种大勇,同时也是一种大智。说了老子,应该也说说庄子。《庄子》一书中,有一篇文章,经常被忽视,但我却饶有兴致,这就是《说剑篇》,这一篇大概是庄子早期的文章,写得很是锋锐。在这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另一种形象:剑客。庄子自称“周善为剑”,并且在赵文王面前自吹能“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这应是夸张了,然而我想庄子应该有剑术上是有独到之处的,因为他有很精辟的见解:“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个很有意思,稍提一下,意思是表明先秦的思想家们,其实都不象后世所谓的读书人的形象,他们即是思想家,也是个武士。

墨子这一学派在尚武精神上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墨子学派的任武精神是得到公认的,比如说《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又如《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本人是个思想家,也是个武士,也是个军事家,他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在《墨子》一书中保留了十一篇,墨子的军事思想对后来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墨子学派作为学术上之一大流派,在汉代初期便销声匿迹,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墨子的哪些思想深入国民之心呢?梁启超指出两点:其一是墨子的牺牲主义,如《墨经》所说:“任,士损己而益有为也。”也就是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思想,中华民族乃是最富有牺牲精神之民族,从文化根源论,墨子思想则是最重要之一个来源;其二是墨子“非攻尊守”的军事思想,中国传统对开边黩武的观念是很很反对的,而对守土捍难则是最为尊崇,这个与墨子的思想是非常的相似,可以看出墨家学派对中国精神,特别是民间精神影响之巨。还有一点,梁启超没有提到,墨子对中国民间的侠义思想影响极大,由于墨学主要代表民间下层人民的思想,因而这种精神传播,更多的时候,其影响是潜移默化,因而在文献上比较难考,然而大家仔细思量中国侠义思想中所重的“义”,比较孟子所谓的“义”与墨子所谓的“义”,当知墨子所谓的“义”是比较接近民间侠义思想的。晚清以任侠闻名的思想家谭嗣同,就是一例,在少年时便“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勇于牺牲,正是墨子的隔世门生。

墨子早年习儒,而孔子早年问教于老子,这种学术上的渊源关系,使得在某些重要见解上,儒、道、墨三家有共通之处,这个现象是很好理解的。比如说,儒道墨三家都非常推崇勇武的精神,但都不宣扬武力:孔子不言怪力乱神,不肯以力闻;老子对武力是“不得已而用之”;墨子则有“非攻”的思想。再如三家都认为勇武精神是由内心信念所衍生的次一级精神: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老子说“慈故能勇”;墨子说“勇,志之所以敢也”。勇并不是不是不受限制的,它受限于人的信念,就是孔子的“仁”,老子的“慈”,墨子的“志”,如果把这种勇当作第一义的精神,便是一种对暴力的尊崇,那就成了成吉思汗的唯武力论了。

至此,笔者认为已经粗略地回应了某些人所认为中国缺乏勇武精神之说法,这里就以上所论提纲挈要,一则从民间文化入手,知中国武侠文化之源远流长;二则从历史事实出发,着力指出宋明两代中国沦于少数民族之手,并非缺乏勇武所致,而是政府腐败所致,民间之反抗力量是从未停止过反抗;三则从儒道墨三家中国源流文化入手,揭示中国勇武精神之文化基因。余所不疑者,以中国人之智慧与勇敢,必能使中国在世界擂台与诸强争明日之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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