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将beyond放回原位

Beyond早已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若要探究其文化意义,就不能再固守于他们的个人。如果坚称他们正是摇滚精神的具体化,我们就会令黑格尔颔首,却叫法兰西思想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皱眉。




依照文化大师布尔迪厄的思路,我们应该将提供社会的整个文化活动视为旨在满足社会需求的一个供给,Beyond也就自然成为了文化产品;然后,我们就要来探讨,若大家都认为beyong是流行音乐中的一支摇滚文化,我们就应考察人们是如何获得摇滚的口味并因此而偏爱这种摇滚而非其他;而且更为重要的,人们感兴趣的到底是一种作为能动者行为活动的摇滚,还是作为表演的摇滚呢?惟因如此,我们才要将Beyond放回原处,即放置回它萌芽生长的中国香港。而想到Beyond还是一支在香港本地十分热火的乐团,这种放置就尤为不可缺少了。简而言之,Beyond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意义必须在其本来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平实地考察。


抓住一个小小事实:Beyond的上海演唱定于11月21日。而在三百多年前的1695年的这一天,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亨利·普策尔(Henry Purcell)去世。我将如此跨度的事件联系起来并非因为音乐──据说黄家驹不识简谱,这点连张学友也比不过──而是有个极为时髦的词组蹦进我的思想:后殖民主义。香港毕竟是中国第一个被割让的殖民地。


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德里克的说法,“后殖民”一语至少意指“对前殖民地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切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明确的指称对象,比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这样,我们大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乐队Beyond也肩负了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大任。他们也自然成了文化领域的战士。按照时髦的说法,他们从事的文化活动属于“反文化”范畴。而在其敌人中,最强大的当非商业主义莫属。


文化是一个战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是最为典型的中西文化的交汇之所。而在理论家弗朗兹·法侬看来,反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起本民族的的文化。在香港,中国文化中的重头自然是广东文化。Beyond也正是在这一大潮中拿起了自己的文化武器,开始了自己的作为“人们唤醒者”(法侬语)的工作。听过他们作品的读者相信自有体会。


前文已经述及,这一文化行动在香港并非由Beyond所倡导。先行者是那位曾唱过Beyond为其创作的《交织千颗心》的许冠杰。许氏于1992年2月到4月于红馆举行其名为“铁塔凌云”的告别演唱会,连演四十一场,盛况空前。据说当时几乎全港的当红歌手悉数到场,向这位开了粤语流行曲新风的先辈致敬,令许氏本人也大为惊诧。其实,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难理解之处,它反映的是港人自身文化地位确立之后的自信与骄傲。历经一百多的风雨,它出现在因经济腾飞而被全球目为奇迹的“香港现象”之后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可以轻松地说,Beyond为许氏开创的曲风赋予了阳刚的外形与深厚的家国之思。的确如此。可是我们不要因此忽略以下的事实:他们对粤语流行曲的执着、他们此种类作品的质量与数量迄今在香港乐坛都罕有其匹。在这方面,Beyond比达明一派更有资格“代表”香港流行音乐。





也正在歌神许冠杰出离风光地告别舞台这时期,粤语流行曲也度过了她并不漫长的黄金时代。世界政治格局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香港的流行音乐。张学友一曲国语歌《吻别》温柔地送别了这个阶段,成为新一代华人歌王。而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的Beyond毅然决定离开香港赴日本,甚至宣称欲在日本终身发展。不能否认这些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




我总是坚持以为,黄家驹的这种说法只是向日本的Amuse公司表白诚意。他们终将返回,回归香港。因为这里才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的原位。你可以跨越大陆,可以脱离地球,但是你不能超越你自身文化的边界。




他们果然回来。也许失去黄家驹的Beyond更需要香港。




我们将Beyond置于香港文化的上下文中进行考察,就会看出他们的意义所在:在“文化抵抗”也即“解殖民主义”时期,他们的音乐可以是斗争的炮火;而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各项交流日趋繁密的今天,他们的作品仍然能在建构香港本土民众文化认同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早在1990年,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就在《大公报》上撰文,称香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本体文化”。而在这种本体文化当中,粤语流行曲的作用也自不可忽视。值得关注的是,近来香港的粤语流行曲似有回潮的趋势:大热的“左麟右李”演唱会就是个显例,不少老的粤语歌手的复出更可为佐证。而总体来看,Beyond在家驹离队后的发展仍属成功,这当然并不是仅仅由于怀旧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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