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到迎接大军渡江 胡明留守8年拉出一支万人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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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黄高峰亘古的期待


远古洪荒,地球尚未成年,动辄失衡崩溃演绎暴动,最末一次的全面崩溃中,被过度饱和的能量挤迫着,这个不羁的少年抖动着身躯,仰向苍穹嗷啸嘶鸣,再次撕开胸膛,排解出吞天吐地的能量,刹那间天崩地裂山崖倾颓,山峰入地成海底,海底抬升做云峰,一番番剧烈的挣扎之后,平衡下来的他急剧喘息安抚情绪。


亚洲板块北纬30度是地球胸腹连接之处,收缩与舒张之间,地球再造的奇观次第呈现:珠穆朗玛遗世孓立,长江三峡飞腾磅礴,神农架深藏神秘玄机,黄山、庐山、峨眉山各显神通;这份远古洪荒的备忘录,为炎黄子孙留下万古的传奇。


北纬30.18度东经118.14处,那片深邃的海域退去,海底沉积岩随着他的喘息急剧抬升,一道起伏逶迤的山梁高高耸起,地球为自己的能量自豪,开怀大笑起来,激情澎湃的颤抖中,这道山梁宛如一首激昂的乐章,参差交错高音迭起,也就造就了三座奇伟的山峰:天都峰、光明顶,而最后一峰,是为地球最后的啸傲,格外地高亢也格外地宏阔,这最后的长啸所成就的奇峰,就是位于徽州旌德县境内的黄高峰。


那道逶迤的山梁,便是今日之黄山72峰。三处高峰之一二的天都峰和光明顶,都被徐霞客勘踏记录,划归了黄山风景,而高峰之三——黄高峰,却沉寂亿万年静静地等待神仙侠侣的点化。


大约造物主在积蓄能量的时候,给了黄高峰更多激情和气度,所以,黄高峰不是险峰却是奇峰。传说造物主在黄高峰贴了一道符箓,将其封存起来,非豪侠无法揭示。


万古千秋,黄高峰冬日呜呜夏日嗖嗖,时而温顺时而暴躁,终于等来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的秋天,一位年轻志士从万里之遥跫跫而来。




第一辑 自古英豪出少年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九月中旬。


皖南山地。傍晚时分。


山岚、田垄、村庄,尽皆笼罩在薄暮的烟霭中,皖南山地洋溢着稻谷成熟的芳香。泾县云岭通往旌德龙川的逶迤山道上,两位男子挎着包袱疾步行走。


走在头里的是一位身材矫健的庄稼汉子,他叫做王士桢,时年39岁,皖南特委的一位成熟老练的交通员。


跟在王士桢身后的男子,身材颀长,着一件黑色对襟短布衫,穿一条阔口的黑色五分裤,拎一顶老旧的宽沿麦草帽,一身走乡串户寻活路的短工打扮,身份却是新四军皖南特委委员,他叫胡明。


疾行的身影,总是让人联想那些成年奔波在外讨生活的归人,还有那些进山伐木烧炭的外乡人,谁都不曾料到,来人竟然是一位与皖南结下不解之缘的传奇达人。


这条山道,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这两位疾行的汉子,拉开了皖南山区改天换地的革命传奇,也翻开了中国历史刀光剑影的非凡一页。


训练有素的铿锵脚步踏在山道上,黄土路面扬起一股看不见的烟尘,这道烟尘从此回旋在方圆百里的山坞沟坑,逐渐演绎成硝烟滚滚,在这块渗透先烈鲜血的土地上,掀起了改天换日的革命巨浪。


后来,黄高峰下的一位高人说道:“胡明就是来揭黄高峰那道神奇符箓的豪侠。”望着王士桢领着胡明穿插在山间的若隐若现的背影,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与符箓一样神秘的胡明。




缅邦少年的爱国情怀




焦距回旋倒转,翻过山越过海,聚焦在缅甸国孟邦首府毛淡棉市,1914年的4月5日的黎明时分。


一声婴儿的洪亮啼哭惊醒了这座城市的黎明,一位从事纺织品贸易的胡姓华裔富商宅邸,主人喜获麟儿,锦缎为纺织品精华,遂给新生的儿子取名锦芳。


胡家祖籍福建同安县(今辖于厦门市),胡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华侨,从事纺织品贸易经常要往来于中国与缅甸,总是带来那个灾难深重中挣扎的故土的信息,民不聊生连年战乱……都是令人扼腕的消息。家庭往来都是华人,谈吐间都是兴邦富国的抱负,却又充溢报国无门的嗟叹。


幼小的锦芳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号,长辈们论道的那个中国,自己的那个故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架?神秘导致向往,所以,胡锦芳从小就立定志向,长大一定要回中国去。


生活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家庭里,却是异国他邦,缅甸又是一个多雨潮湿的国度,极容易逗弄人们的愁绪。少年时期的锦芳脑子里装满了缅甸北面的那个故国的信息,常常会逗留在海滨痴痴地望,望断海,望断山,那里就是家之国!愁怀万千,何方可释?百结的愁肠绵绵地被北面的那个故邦搅动。要解开这些愁结,除非回到那方土地上。故自懂事起,锦芳就非常牵挂中国,无数次地和母亲说,他要回国读书,报效祖国。16岁那年,锦芳的父母终于允诺了儿子的请求,送他回中国求学深造。


1930年的秋天,胡锦芳渡海越洋舟车兼程辗转登陆厦门,满怀热切地扑进祖国的怀抱,走进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中学,就读于初中36组。


厦门当时正被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腥风血雨笼罩着,但是这些对于一个作为南洋归来的踌躇满志的少年,锦芳巴不得暴风雨更猛烈些,否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少年情怀怎么安放?


受陈嘉庚先生爱国思想影响,胡锦芳在学校里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的各种活动, 1933年被当局视为赤色分子而遭学校开除,厦门的路断了。


老师推荐胡锦芳去江西景德镇,到杜重远在那里创办的陶业人员养成所学习,养成所实际上是地下党办起的一个机构,目的在于唤起青少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


这时候,恰逢养成所从上海、南昌等地招收学员70余名,胡锦芳又来到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全新团队里,很是兴奋。这批学员在全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杜重远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广泛宣传抗日救亡。胡锦芳和潘炯乐(潘田)、张三圭(张云樵)三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等人秘密组织成立了景德镇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前哨社”,在景德镇《陶业日报》上开辟《前哨》副刊,经常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进步作品,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下半年,胡、潘、张还以陶业管理局的名义,举办工人训练所,开设露天讲演场,组织大众同乐会,既向民众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又向群众讲解浅显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景德镇后,养成所的学员毅然挺身而出,团结广大青年,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张贴抗日标语,高唱救亡歌曲,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而走在第一个的,就是胡锦芳。


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锦芳和同学们压抑不住长久郁结心头的反蒋怒火,跑到景德镇街上公开散发传单,书写和张贴抗日标语。同时,还散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发表的通电和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这一举动在景德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景德镇的救亡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整体的一环。


虽然心系革命,但胡锦芳却是一名对专业学习一丝不苟的青年,他的各科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陶业养成所是培养陶瓷工艺制作人员的,陶业培训的主课是美术基础,素描和速写,透视和线条,花鸟虫鱼和人物的描绘就是基本功元素。两年学习成长的经历,给了胡锦芳一份格外的才能,速写技巧和绘画技能。离开了陶瓷养成所,胡锦芳带走了在这里获得的技艺,将美术素养熔铸进个人的人格之中。


1935年底,胡锦芳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又被当局以“左倾分子”罪名勒令离开江西。




抗日军政大学赤诚凝炼




杜重远非常器重胡明。这个表面不显山不露水内心却如火如荼的青年,是最难的的革命者素质。杜重远亲自将胡锦芳带到了上海,并亲自安排他入读同济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经杜重远介绍,任职于上海美亚织绸公司,并在职业掩护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锦芳正式改名胡明。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抗日浪潮日益高涨,胡明报效祖国的爱国激情达到巅峰,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现胡明精神境界的不同凡响,决定送他去延安淬火洗礼。胡明毅然离开上海,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年底抵达延安。


来到延安,胡明真正地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宝塔山下集结的这支红军的队伍,显示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胡明在这里看到了只有在希腊神话里才会有的宏大情景。贫瘠的黄土地上,队列严整,欢声笑语,延河畔歌声嘹亮。尤其是夜晚,一孔孔窑洞灯火通明,男女青年军人在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论,首长们凝神制定抗日斗争的战略。让胡明心潮澎湃,斯巴达克斯的精神、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芒、辛亥革命的力量,都凝聚在这条延河边。


胡明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四中队学习,四中队学员都是从海外归来准备热血报国的青年。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胡明学会了掌握枪支弹药,学会了革命的基础理论,学习了世界革命的很多道理。


胡明尤其对红军时期井冈山游击战入迷,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让胡明听得如痴如醉,听说二中队的学员大多是从井冈山来的红军战士,胡明总是在休息时间到二中队的驻地去,听他们讲游击战的故事,请教一些他迷惑的问题,因此,二中队把他看成编外队员。


每天,抗大学员是唱着那首充满民族豪情的校歌走进课堂的: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激昂的歌声中,胡明从一名充满布尔乔尼浪漫情怀的青年归侨,逐步熔铸了一颗纯粹的无产阶级钢铁战士的恒心。


1937年6月,胡明以民族赤子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在抗大这所革命熔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庄严宣誓:为民族利益赴汤蹈火,赤胆忠心百折不挠。


紧接着,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撕开中国人民枪对枪刀对刀的抗日救亡的战争序幕,胡明和队友们纷纷写决心书请战,要求上前线杀敌报国。


1937年8月,抗大第二期学员毕业,毕业典礼上,毛泽东亲临会场做了精彩的总结,他用湖南话风趣地说:“你们来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住窑洞、吃小米,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三课,这就是到斗争中去学习。”随即,他扬起那双旋转乾坤的大手,坚定地指向南方。


8月毕业的胡明,随即被调入中央党校学习。




岩寺云岭留下成熟的足迹




1938年1月,延安派遣大批干部奔赴各大战区,给抗日前线输送力量。“哪里最需要,哪里最艰苦,我就到哪里去战斗!”胡明豪情满怀主动请缨,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嘱托,高唱着抗大校歌,奔向抗日的第一线,经西安、武汉,来到江西南昌任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民运科长。


宁波青年乐群和几位同学相邀要到延安参加抗日,在武汉遇到周恩来,建议她们到南昌集结,参加新成立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她们一行人到了南昌。负责接待的胡明找乐群谈话,直截了当地问她:“想不想参加共产党?”乐群说:“我找新四军就是为了找共产党,但是我出身资产阶级,我能不能参加呢?”胡明说:“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表现,我们党许多先烈先辈也是出身剥削阶级的,但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自觉地为革命献身,有的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乐群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新四军,并留在了战地服务团,不久在胡明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9月,乐群调到军部教导总队女生队担任指导员,带领女生队做群众工作,并在日机轰炸后抢救伤员。(皖南事变后,1944年,乐群领导了潜伏在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里的“四零零”反间谍小组,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抗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乐群同时利用家庭富裕的条件,说服父亲拿出大量的钱出来,为新四军做了很多的物资供应,药品、电池采购等的关键贡献。)


2月,胡明奉命抵达位于安徽徽州岩寺镇的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担任这个正在组建的年轻团队的秘书,兼任教导队男队队长。


严冬残留的霜露给早春二月的徽州披上了冷峻的氤氲,距离徽州重镇屯溪15公里处的岩寺镇却是火热一片,从延安、西安、上海调集来的近千名青年先锋队员的欢声笑语,融化了霜露,让这方空气洋溢着红色的光芒。胡明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先遣队,奉命在这里迎接新成立的新四军的集结。


国共合作,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大屠杀暂时歇手,共产党人第一次有了敞开笑容的机会。胡明来到这聚集了徽州文化精华的岩寺,又是一场心潮澎湃啊,祖国内陆的大地如此钟灵毓秀,徽州独特的建筑文化让胡明着迷。白墙黑瓦的和谐明丽色调抚慰了胡明曾经焦虑的魂灵,马头墙和飞檐斗拱在如镜水面上的倒影让人疑为仙境,那些标示忠诚节烈的牌坊群,漫山怒放的火红杜鹃花,常常会让胡明感觉身在九重天上的神话世界。而革命洪流又在这样美丽的山地集结。


这一次的集结,一支革命者领导的新型正规军将在这块土地上崛起,也将写下中国人抗击日寇侵略的壮烈史诗,胡明为自己能站在历史性关口而自豪不已。作为战地服务团的一名年轻干部,他有使不完的劲,勘察房舍、登记财物、打扫卫生、制作路牌和指示牌,画壁画、教唱歌曲,矫健的步伐奔走于岩寺、潜口、王村、西溪之间,常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而不知疲惫。


每当曙光初照,胡明和战友们一同出操,那些青春的脚步踏在操场上,发出整齐的嚓嚓声,“抗日救国奋勇当先”的口号更是声震云外,儿时的那些郁闷的疑问号便在这大革命的熔炉里消散,英雄的志向在心田滋长,他期待早日奔赴抗日的战场,做一个奋勇杀敌的钢铁战士。


但,善于思考的胡明感受更多的是任重而道远,国共合作抗日不是协议写明的那么简单,国民党用以制约新四军的机构,第三战区司令部对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百般刁难限制,甚至到了克扣军饷的地步。新四军军部给第三战区司令部写了一个报告,只因其中有一个错别字,就被拒绝,最后经过多方斡旋才以扣发50万发子弹的代价通过。在这里,胡明深刻领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原则,站在岩寺的塔下,胡明逐渐感受到,眼前的阳光明媚的春色,孕育的也许是山雨欲来的风暴。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年轻的心灵里涌动的就是劈波斩浪披荆斩棘的搏击。所以,每当一支部队从岩寺出发,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候,胡明就期待自己一定在下一次出征的队列中。


5月,送别一支支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力部队之后,胡明被留在军部,并随军部迁移到泾县云岭。


1938年,泾县云岭白果村下头屋,一处有二十多进大瓦房的徽商庄园。


民运部的宿舍安置在七宝爷爷家,胡明和一名叫杨明的青年住在一起。


庄园后面的晒场上,就是新四军教导队,全是用毛竹和茅草搭盖棚屋,每间都有30余平米,每排3间,大约有4排之多,上面盖着毛草,毛草下面铺着粽叶和稻草,桌子和凳子也是用竹子做的。这些房子,全是胡明和民运部的同志们一起亲手建造的。在这10余间房子里,每三个月一期,新四军将一批批优秀青年培养成抗日的英勇战士。


未能扛枪杀敌,只因组织对胡明另有安排,是比枪对枪刀对刀更严酷更艰难更悲壮的皖南地方坚守的对敌斗争,因为他独特的革命青年的气质被皖南特委相中。


军部转移到云岭之后,胡明担任三支队民运科科长,经常陪同首长到当地去做群众工作,特委书记李步新慧眼识珠,对这个外表文质彬彬、思考问题严谨周密、行事雷厉风行的青年印象特别深,一眼就看出这个青年的与众不同,与同来的延安青年相比,胡明少了乐观外露的革命青春浪漫,却多了革命洪流中难得的成熟稳重的特质。他必定是来日的栋梁之才。通过细致了解,果然这位青年干部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


1938年2月,李步新奉陈毅命令,率皖浙赣边游击队先行进驻岩寺之后,接受了黄诚领导的中共“七政”特支,着手恢复皖南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4月,在潜口成立皖南特委,李步新任书记,点名就将胡明从民运部要了过来,并吸收他为委员。派遣他去南陵县担任南山区工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后又调往繁昌县担任县委书记,1939年6月,调任皖南特委宣传部长,并派遣胡明南陵、繁昌、旌德调查党组织发展存在的现状。


新四军皖南特委是适应国共合作抗日新形势成立的。联手抗战一致对外的初期,为服从于国共两党协商原则的新四军,在军内不设置共产党的组织,因此,军内的共产党组织机构转入外围,成立特委。皖南特委区别于皖南原有的共产党公开的或者隐蔽的组织,而是为新四军服务的军事战略机构,从事情报搜集,情报传递的交通、筹款筹粮、民运服务、兼顾做地方统战工作。




缘续针线包




与李步新同时发现胡明成熟稳重特质的,还有一位热血女青年,她的名字叫做洪琪。


洪琪原名熊秀英,1917年9月出生在南京下关一个殷实家庭,初中就读于南京汇文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师范专科学校。父亲在“七七事变”前为南京实业界贤达,日本鬼子沦陷南京,洪家逃难离开南京蛰居乡村亲友家,待重回南京,实业已经毁于兵炙,于是靠不多的积蓄开办一家旅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洪琪在“七七事变”之前就是进步青年,事变后更是国恨家仇在胸,书是不读了,走上街头振臂一呼,谁说女子不如男?为抗日救国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为此,将自己过于女性化的原名改为洪琪,期待自己在革命洪流中出类拔萃。


1937年11月,在地下党的指引下,洪琪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救亡运动,离开南京取道到武汉,加入了由东北爱国人士举办的一个救亡学会,以推行新生活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洪琪白天和青年学生一起游行刷标语,演出街头剧,散发传单做演讲,晚上到工人夜校给工人讲课,火红的青春年华逐渐显示出家国责任的力量来。不久,救亡学会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洪琪由进步人士介绍到八路军山西临汾学兵队接受集训。


临汾学兵队实质是一个抗大分校,是在刘少奇主持下,由彭雪枫亲自开办起来的,由于那时候碍于阎锡山的面子,才取了一个中立的名字。学兵队学习的内容与抗大相通,尤其是重点学习红军的游击战争的经验,培养军事干部。但是,由于时局变迁,刘少奇和彭雪枫先后调离临汾,600余名学员的临汾学兵队随转西安,接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


1938年1月底,胡明跟随干部队南下,路经西安,转移到此地的临汾学兵队也被编入,胡明、洪琪不期而遇。也是因缘巧合,延安干部队和临汾学兵队混编行动,胡明和洪琪恰好被编入同一批次,目的地是南昌新成立的战地服务团的。


这是一次铁流三千里的艰难征程,冲破冰霜雨雪的障碍,突破日寇封锁线的凶险,时而乘车时而步行,胡明和洪琪并肩走到了一起。为便于管理,队伍分成了男队和女队,胡明是男队领队,洪琪是女队领队。胡明总是带领男队队员帮助照顾女队姐妹,洪琪也总是带动女队队员细心地关照着男队兄弟。


个人素质在行军中尽显璋瓦,胡明和洪琪成了行军队列中的领头雁。两颗原本相隔万里的心,被革命的红线拴到了一块。1938年2月,洪琪被分配到皖南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在教导队担任女生队教员。同年8月在皖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胡明与洪琪是同时抵达南昌,随即又同一批次抵达岩寺,作为服务团领导人和教导队男队队长,胡明与洪琪经常在一起工作。胡明的儒雅沉稳的气质被众目关注。而女队里的洪琪,也因为家学修持的大家风范而被胡明发现。四目相望,都不约而同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到了灵魂和谐的光芒。服务团学习训练的前奏都是互相拉歌,男队的领队是胡明,他洪亮的声音、有力挥动的双臂让洪琪迷恋,而女队的领队是洪琪,她飒爽英姿的指挥身影让胡明惊讶,他们常常会温馨地望向对方。


但是,这种温馨的注目很快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而消逝。那一天,洪琪给女生队上完课之后,到男队张望,目光搜寻着那双智慧的眼眸,却失望了。后来才知道,胡明已经被派遣到县区工作了。随即,洪琪也随战地服务团参加各种各样的任务,似乎就是天各一方。


前不久,洪琪的军装掉了一颗扣子,扣子也不知道掉哪了,当时正在执行接受新队员的任务,就没顾得上及时钉上。休息的时候,洪琪正和一名新来的战友谈心。胡明走过来,递给她一个羊皮的荷包。洪琪心下一惊,荷包?!可是胡明非常严肃地对她说:“这里有针线,请你把衣服扣子缝好吧!军风军纪是军人的灵魂!”针线包!这才让洪琪的心放下去了。可是,洪琪接过针线包依然面露难色,又将针线包递给胡明:“谢谢队长!掉下的扣子找不到了,我没有多余的扣子可以缝上去啊!”胡明再次将针线包推过来说:“不用紧张,这个针线包里有多余的扣子!”说完,胡明就转身离开了。


洪琪看着手中这只带有胡明体温的针线包,羊皮手工缝制,针脚精致。这恐怕是哪位女子送给胡队长的定情物吧。洪琪打开针线包,里面有三层:一层是黑白红三色线,三个整齐的线把子像三个小兵人;一层里有一个食指粗细的小筒子,看样子是牛骨头制作的,可以从中间旋开,里面有大小针三根;还有一层里是各种各样的扣子,都用一根粗线穿起来了。洪琪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扣子,缝好之后,转身要物还原主,可是,胡明已经不见了踪影。这只针线包就一直在洪琪的挎包里,成为洪琪总是要寻找胡明身影的信物。也许,就是这只针线包当了他们的月老吧。(后来才知道,这是胡明离开家的时候,他妈妈给他缝制的。这只针线包一直带在洪琪的身边,一直到1946年的黄石崖突围中丢失。)


其实,已经行走在繁昌泾县的乡村小道上的胡明,心里也早已捎上了这位明眸皓齿的南京姑娘的一蹙一颦,她的身上焕发出的活力,就是他心魂里温暖的太阳。虽说革命要抛弃一切私欲杂念,但是,爱情还却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毕竟是在海外长大,虽然也有浓厚的母语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骨子里多了几分异域文明对于爱情的坦诚和直率。自从和洪琪有过目光的传神交流之后,胡明觉得自己不能错过这个如此震撼自己魂魄的女兵。于是,在一次回军部汇报工作之后,他去了战地服务团,找到了那个他心仪的女兵,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特委工作需要坚持隐蔽的行动,有位女性的辅佐更加方便出行,他诚恳地希望洪琪能随他去县区工作。因为要离开军部这火热的革命烘炉,去到地方坚持地下工作,那意味着拎着脑袋行走在腥风血雨中,这对于洪琪来说,也不是容易的选择,但是,她被这位兄长的诚挚和儒雅打动,稍微沉吟之后随即答应:“只要组织信任,我会服从派遣的。”当时正逢特委到服务团来征集干部,洪琪首先报名,并且获得批准。


1938年3月,洪琪脱下军装,换上南京带来的学生装,以当地一位士绅的侄女的身份到了南陵,和胡明一起转战南陵和泾县,做地方群众工作。不久,又随胡明转到繁昌,以小学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经过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的批准,胡明和洪琪以夫妻名义出入。


胡明、洪琪来到皖南投身抗日洪流,正是中国革命的非常时期。日寇入侵中国,国难当头必须一致对外,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偃旗息鼓,尖锐的民族矛盾迫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倡导,一直笼罩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头顶的白色恐怖暂时消散。但是,皖南山地的党组织大多处于停顿状态,曾经入党的党员大多在白色恐怖威胁下办理了自首,或者因为组织领导空缺组织生活长期空白而脱党。一部分依然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因为潜伏的环境恶劣,经不起考验而纪律涣散、生活腐化、甚至沉溺赌博、染指鸦片等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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