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

杨芝华 收藏 0 1198
导读: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不足,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在这半个世纪内,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独裁政策,通过高度发达和等极森严的官僚机构直接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力

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不足,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在这半个世纪内,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独裁政策,通过高度发达和等极森严的官僚机构直接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力;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私有财产资格限制工人的选举权。“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在当时的欧美各国,除了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比较发达,议会掌握着比行政机构更大的权力,因而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外,欧洲大陆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依然极其不发达,行政的权力仍然高于议会的权力,比如在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议会“仅仅作为点缀”,而实际上由军事——官僚机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想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普遍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直接消灭剥削阶级的军事官僚制国家机器。因而共产主义者只能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观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碎一切军事官僚制国家机器,铲除官僚制。至少在这类国家(法、德、奥、俄等)中,无产阶级应当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由于民主政治的不发达,军事——官僚机构掌握着事实上统治权,议会处于无权的地位,仅仅起到点缀的作用;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中重点指出,在新的社会中不仅要求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而且还要求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通过普选选出并随时可以罢免,并且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

至19世纪中后期,至少从1848年欧洲革命结束后开始,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得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和平的环境下走向普遍繁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表明它还能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发展;其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开始改变其剥削方式,从以直接延长劳动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血汗工厂式的剥削方法,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劳动效率,缩小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办法。依靠残酷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血汗工厂式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走向历史。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加强,对失业者和陷入绝对贫困者的社会救济机制得到日益完善。资本主义进一步走向福利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随着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建立,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企业的持股人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这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杨弃,从而进一步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随着剥削方式的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以改善;但是与此同时资本积累也得到加速;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把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不变资本,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使得一定的可变资本相对应的不变资本得到极大的增加;而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效率得到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并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工人阶级整体的贫困化,这就是出现了失业者:即劳动后备军;失业现象的出现使得工人阶级整体的社会地位日益恶化。资产阶级利用社会信用体系推行负债消费,以剌激社会消费,缓和经济危机。结果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以全新的形式得以表现出来,那就是债务即负资产向一极的积累而正资产即财富向另一级的积累。

在资本主义具体形态发生变化的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也得到了发展,到60年代,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开始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起来。以往建筑在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全面激化这一基础上的通过高度发达和等极森严的官僚机构直接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力、以私有财产资格限制工人的选举权的对工人阶级的发展的暴力压制的旧的统治方式逐步得以变革。议会逐渐地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从而使官僚机构受到了限制和约束而不能为所欲为。由于普选权的确立,西方国家选举制度在几经改革后,逐步取消或减少了对选民资格的各种限制性规定,放宽了选民条件。某些国家除了乞丐,流浪者,赤贫者,领取社会救济金或者被济贫院收容的人、无固定居所的活动人口或季节工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劳动者的选举权得以确立。大多数西方国家规定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选民和政党。按照有关法律,有一定数量的选民提名支持就可以成为候选人。然而从各国的实践上看,候选人以政党成员的身份被提名的情况更为普遍,候选人提名权主要掌握在政党手里。除此之外,有的国家也规定社团组织也有提出候选人的权利。 成为候选人还须交纳一定数量的选举保证金。但选举保证金对候选个人的限制越来越小,其重要原因在于当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实际上是以政党为主的,竞选活动中政党往往通过募捐或财团赠预来获取竞选经费。二战前后,许多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公司,企业为政党提供经费。但这种规定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垄断资本集团仍可采用许多有效办法来避开法律的这一规定。20世纪40-60年代,美垄断集团捐款数额不断增加,在公众压力下,美政府在70年代初对联邦竞选经费制度做了较大的改革,并于1974年国会通过的关于总统竞选基金法案,实行"公费"竞选制,开始由政府提供总统竞选开支补偿的制度,但这一改革事实上并未消除垄断集团对总统的操纵。

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人数迅速增长,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无比的改进。城市建设也逐步现代化,各大城市新建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由于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运用,军队的调动灵便而迅速。所有这些都为统治者镇压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条件,也给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增加了许多困难。而且,在这种形势下,当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军队时,任何举行武装起义的行动都是发疯、送死,让“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晚年恩格斯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策略作了重大改变。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革命的重要思想。恩格斯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现在的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多数人的觉悟只能靠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才能达到。”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就是指争取民主,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积聚力量,提高理论素养,准备未来的决战。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赢得军队中大多数士兵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可以使统治阶级不敢停止宪法,发动武装进攻,或者即使发动军警来镇压,军警也会拒绝向人民开枪。恩格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在1893年6月对法国记者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每6个士兵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

正是在这一系列重大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恩格斯提出: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却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即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如果说,恩格斯在1884年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还认为普选制除了作为“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外,“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那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卓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以后,恩格斯在《导言》中已经肯定普选制除了给了一把能计量工人阶级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之外,“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它已“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策略。“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意味深长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人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但是,这是不是等于主张纯粹的和平过渡呢?显然不是,因为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陷入空想之中。他明确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他们是不死心的: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案,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都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另外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因此,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指出“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也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两个契约。——批注}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

显然,恩格斯根本没有放弃暴力革命。恰好相反,他在这里提出的是用和平过渡作为推进暴力革命的必要条件。是用和平过渡来嬴得暴力革命的政治上的优势。显然,这绝不是完全放弃暴力革命。

然而,恩格斯晚年的伟大发现,他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多数人革命的卓越思想,以及他的和平过渡的思想却被修正主义者完全歪曲了。恩格斯赖以做出这些发现的历史背景也被彻底忘记了。他们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却只字不提这种和平过渡只不过是暴力革命的先行,是为暴力革命创造政治条件。修正主义者只承认旧式的血汗工厂式的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却始终不承认新式的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新的剥削方式。他们始终不承认随着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的恶性失业现象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整体社会地位的日益恶化是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新的特征。他们丝毫不承认在新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下债务向工人阶级积累的趋势是新形式下的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表现形式。修正主义者混淆了持股人和控股人的区别,以前者冒充后者;利用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下工人普遍持股的现象来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修正主义者完全否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也完全否认和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企图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幻想,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无产阶级民主。最终结果是,他们否认了暴力革命,只承认和平过渡,并把它上升为绝对,否认它作为暴力革命的重要助手的作用。

当然,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于作为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有限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多数的觉悟的全面提高是比较困难而难以实现的。而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暴发全面危机,并且靠资本主义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或缓解危机,从而使剥削者难以照旧剥削下去,而受剥削者难以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无产阶级多数的觉悟才能实现。从19世纪60-70年代直到今天为止,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其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加强。历经第二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各强国相继完成了工业化并向信息化迈进。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随着这一认识上的进展,马克思在1859年明确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两个“决不会”是对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因此,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没有多少生命力,再也无力靠自身的调节机制缓解危机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彻底变革的时刻才能到来。但是无论哪种条件,都不意味着放弃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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