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幕后的“权力争夺战”


正统年间的内阁“三杨”中,只有杨溥为人比较低调,其他两人当中杨荣好收受贿赂是众所周知的,靖江王佐敬贿赂他被王振的锦衣卫查知后揭发了出来,杨士奇却袒护他去跟英宗求情(以前宣宗时就有过这种事),杨士奇表面上看没啥污点,但他却纵容儿子仗势欺人,身背十数条人命,也被锦衣卫查了出来告发了,他就请求辞职告老还乡,郁郁而死后他儿子才会绳之以法。就这些事来看,王振错在哪了?锦衣卫本来就是皇帝直接掌控的类似于便衣暗探之类的情报组织,要不是上层腐化做了不法的事,怎么会让他抓到把柄的?历史把这些都归于权利斗争,却半点不提掌权文官集团的腐败,杨荣受贿被揭发,杨士奇三番两次求皇帝不要惩罚,却把他说成好像是“做好事”一样,不就是“官官相护”么?


而后来掌权的于谦那拨人就是杨士奇提拔上来的,杨士奇又是被王振的锦衣卫弄倒的,后来这两拨人的矛盾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王振的锦衣卫之所以要扳倒“三杨”倒不是他本人要争权,而是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得从内阁那里收回权利了,可那帮人掌权掌得久了已经腐化了,轻易不肯让出权来,不然不但诸多的特权和好处会被收回,以前做过的那些不法的事也会被清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所以到最后他们是不惜连皇帝都给拉下马的。


英宗当时带领大批的文臣武将开国功勋御驾亲征是不可能由哪一个人来操纵的,他是有目的而为之的,为什么?那次出征预示着皇帝即将“亲政”——从内阁夺回权力后真正的“亲政”。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从宣宗时就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的内阁“三杨”已经都不在了,皇帝已经通过太监掌握的锦衣卫扳倒一部分同时又收服一部分当时的权力人物了,所以才会带了大批的官员和武将,那些人打完仗回朝后是等同于开国元勋的,这次出征实际上就是皇帝重新掌权的宣示。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基本上已经收回了稳定了,但外放在外掌握着实际兵权的武官因为天高皇帝远,朝廷对他们的控制力很有限,正统十四年的御驾亲征也有着收回实际兵权,震慑驻边部将的目的。


如果没有“土木堡之变”的话,可以想像一下御驾亲征得胜回朝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就是皇帝的威势会达到顶峰,在彻底解决朝廷内部不安分的文官势力的同时,与之相勾结的那些军中人员恐怕也难逃被清算的命运。那么面对这种情况,这些人会安心坐以待毙么?不可能的。那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即将临身的杀身之祸呢?反?!他们不敢,也不可能成功。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趁机借也先的手瓦解即将形成的皇帝及其手下大员的势力。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明目张胆的跟瓦剌勾结,只要在后勤消极怠工的同时派一些小人物装成要谋取富贵去给也先通风报信就行了。于谦是正统十三年被调回京的,之前一直在巡抚河南、山西,也就是说那些地方是他的势力范围,而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地在哪?


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以大明当时的实力,会有“土木堡之变”那样的败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不是久无战事,军备荒驰的年代,当时离宣宗亲征平乱才多少年?而且瓦剌也不是突然有的,那些年每年都会下诏边关修设军备,以防瓦剌,从经济角度来讲,瓦剌就更不能与大明同日而语了,怎么就能一下子吃那么大个败仗,连皇帝都成了俘虏?而且从整个战事过程来看,通敌卖国之迹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守将弃城逃窜,还是近城将领见死不救,亦或是战略位置失守情报却不知等等)。


唉~英宗当年离一代雄主仅一步之遥啊!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就只见“相”不见“君”了。




皇帝御驾亲征这件事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是于谦他们谋划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难度比较大。但也还是有可能办到的,因为他们当时是在英宗身边布置了卧底的,如果这些卧底取得了英宗的信任,并且以收回兵权为理由建议皇帝御驾亲征,那么成功的机率还是很大的。


那些表面上倒向皇帝,实际上还是站在利益集团一边的卧底也是跟英宗一起出征了的,这些人不但在行军途中还想着刺杀王振,恐怕没少把出征军队的情报泄漏出去。后来出征军队溃散,皇帝被虏之后却能独自逃回去的文官武将,都是很可疑的。因为按道理讲,皇帝若是当了俘虏,陪同的官员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誓死护卫以身殉国(主),你不可能活着跟皇帝一起当俘虏,更不可能再逃回去,回去了按常理来讲还是死,但偏偏就有好些随同的官员丢下皇帝逃回去了,并且最后没有受到惩罚,这个是说不通的。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些人知道可以选择逃回去,并且不会被惩罚。不然逃回去了还是死,却落得个贪生怕死,弃主不顾的骂名,那不如干脆以身殉国,还能保全名节。


为什么说正统十四年的御驾亲征不排除有谋划的可能,因为在正统十一年的时候,皇帝已经通过王振向于谦下过手了,但后来在舆论的影响下没能成功,连降职都没办到。直到正统十三年把他调回京,这样把他调离了势力范围的话,时间一长也就好对付了,这时候于谦的处境是很不妙的。但皇帝没能等到合适的机会,紧接着正统十四年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这个不得不说,有点巧合了。




史书上说到“土木堡之变”时,总是将原因归结到皇帝亲征和王振“一反常态”按正常人数回赐瓦剌使臣,先不说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但即使是真的,俺认为王振做的并没有错,史书将虚报人数当成“正常状态”,而王振按实回赐反而是“一反常态”,这难道不说明史书有问题么?


还有亲征的问题。皇帝亲征是错么?宣德初年朱高熙叛乱,一开始宣宗是没有亲征的,但文臣就建议他亲征,为什么那时候亲征不是错,到正统十四年就是错了?如果是条件或环境不一样了,到底不一样在哪了?而且宣宗在的时候是规定了皇帝要定期亲自去巡边的,宣德二年还是三年的时候,他自己就正好在巡边的时候碰上兀良哈犯边,然后精选了三千人就去迎敌还胜了。到正统年间,皇帝因为年纪小,肯定很多年都没有亲自巡边了,正统十四年的亲征也算是一次正式的巡边,哪有错了?为什么那么多文臣反对?


“土木堡之变”的结果是惨败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皇帝不管咋样,他是名义上的当家人,肯定要负责的。但事实上,这个责任应该归谁?打仗不就是对整个军事系统的检验?不管是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后勤协调,那都是谁的工作谁的责任?能怪到一个一二十年都没能力亲政的皇帝和长处深宫的宦官头上?就像我们现在,总公司的大老板要下来视查,他随身的助理或秘书陪同着一起,交待下去以后,下面的人却一个劲的在那喊,不要来啊不要来啊,到最后检查的结果遭透了,却说都是大老板和秘书的错,他们要是不来检查不就没事了?这是什么道理?


“土木堡之变”这场战役,大明这边肯定有通敌卖国的,杨洪的见死不救,还有他儿子的弃城逃窜都是说不过去的。就算皇帝没有亲征,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守城的将领就算要弃城,那起码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实在守不住了才会弃城逃跑,哪有像杨俊那样还没打呢,听到要来了就跑了?他可是武将,以前边境不是没打过仗,他咋不跑?而且是在明知自己处在皇帝亲征后路上的情况下跑的,能说得通么?


还有,瓦剌初寇大同后,皇帝决定亲征,命郕王居守尚未出发之时,守阳和的西宁候宋英和武进伯朱冕同时战死了,但有一个人却逃回了,石亨。他后来又紧接着随皇帝亲征,大批的武将勋贵在“土木堡之变”中以身殉国了,他居然又一次单骑逃回了。并且不但没有受罚,于谦还让他掌五军大营,进右都督,封武清伯。诡异不?这人后来跟于谦闹翻就反水拥英宗复辟了,俺认为这个人很典型。“土木堡之变”时这样的人恐怕不只有他一个。




有人说高级官员要给亲征部队断粮,中级官员肯定会想办法给皇帝报信。问题是要断粮需要直接说出来么?在运粮草的车马队伍经过道路上的城池关口的看守将领及相关人员中,随便布置上几个自己人,粮草车队到的时候随便找个啥借口拖延一些时间不就行了,还用得着跟运粮的人说我要给皇帝亲征部队断粮才能办到?人家可没那么傻。皇帝当了俘虏,也说是“北狩”,人家跟你说皇帝当了俘虏了么?


不是事事都要说得那么清楚的,有些事心知肚明直接行动就行了。于谦后来另立了皇帝,也就是弃了英宗不要了,可人家明面上说过一句不要英宗了么?还是只要没说,即使另立了也不代表不要了?


正统皇帝成年后,跟内阁争权就是迟早的事了。他通过锦衣卫扳倒杨士奇和杨荣,不但是因为他们权利过大无法节制,关键是他们确实做了违法的事,否则真的一心为公,清正廉明,又何必要扳倒,自己掌权了不还是要用这样的人?三杨都是当时的权臣,为什么杨溥就没事呢?史书上避重就轻的不说杨荣受贿之罪,不说杨士奇儿子杀人之过,偏说因此治办他们的王振,太没道理了吧?不管王振是不是出于扳倒政敌,只要没诬陷你,你做了违法的事让人抓了把柄怪不得别人吧?


皇帝要拿回权力,三杨还在时就开始了,但既然没动过杨溥,说明对没太重私心不危害到皇权和国家利益的人,是不会迫害和清算的,也确实没必要,皇帝掌权了他要用的人肯定还是这样的人。反过来说,皇帝决心扳倒的实权人物,肯定一定程度上危害到皇权或者国家利益了。那么,正统十一年皇帝为什么要对远在山西和河南当巡抚的于谦动手呢?从后来那么多官吏和亲王为他求情,甚至是万人联名上书来看,他的手段恐怕不一般。而正统十三年调他进京后,十四年初瓦剌就开始寻衅,并在他之前的势力范围集结起事,然后皇帝出征陷落,到“土木堡之变”后他立刻就成了一号实权人物,甚至有能力废立皇帝,这人实在太不简单了点。




英宗后来能回来那是杨善那拨自成祖时就跟随在皇帝身边的老臣和旧臣的功劳,他是“靖难”时的功臣,中间又辅佐了仁宣二帝,自然对皇室的感情比较深。又不是正统景泰年间掌权的文官集团的人,当时掌权的那班人确实是不想英宗回来的,杨善出使瓦剌的时候也没给他多少钱,他是靠嘴巴忽悠也先才把英宗给迎回来的。


按道理说迎回英宗是奇功一件,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因此受赏,英宗自此也被软禁起来了,代宗初立时宪宗还是合法的太子,迎回英宗后那帮人可是换了太子的,也就是说“冷冻英宗,策立一个便于操控的小皇帝”实际上他们都是做了的。而“夺门之变”的发起和参与者徐有贞,石亨,曹吉祥,杨善等人当中,严格来说只有石亨算是半个进入到权力中枢的人,其他人都是遭排挤的,也就是说“夺门之变”之所以会成功,跟石亨的被策反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因为掌权的那帮人不在意看管不严所致。


文官集团也不是抢到了兵权,而是从“内阁”掌权开始,就跟掌握兵权的那些将领共同分享利益了,这种“盟友”关系非常可靠,等同于自己人掌握了兵权。皇帝亲征本意是想拿回兵权的,被卖了没成功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这个结果也许是早已注定的,宗室被削弱以后,官僚阶层无制早晚会危害到皇权,甚至可能原本被打压的宗室势力会跟官僚阶层联合起来挑战皇权,所以除了宦官,皇帝还能用什么来牵制呢?这是从建文帝决定削藩开始便注定的后果,成功了,早晚会到这一步,不成,朱棣靖难成功后就更要削了,还是一样的。为什么当年文臣向朱元璋建议削藩的时候,朱大怒,立马把文官拖出去斩了?他恐怕是仔细想过了的,但没别的办法,只能依靠宗室来牵制,到最后最多就是子孙间争争,起码国家不会让那些只知道贪图利益的人收点钱就随便给卖了。作者:o烟笼寒水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