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军数量与伤亡考

土木堡之变明军数量与伤亡考

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是明代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是役,号称五十万的明军,在几万瓦剌军的攻击下,分崩离析。但是,明军在土木堡真的有五十万之众吗?笔者将通过对照史料,尽量还原出当时明军的军力状况。


一、“五十万”说辨。

关于具体人数,私史最流传的是五十万说,直到现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等种种文献还是纷纷采用。此说法最早见于时人刘定之的《否泰录》:“其从驾行者,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等。 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抵宣府。”这个说法,是最早提出明军人数的,并且引领成为了明代末期史家的共识。《否泰录》取“否极泰来”之意,是时人记叙英宗被俘先后纪略的第一家,应该说是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其作于“此录撰于景泰年间定之任右庶子时” “三年迁洗马。也先使者乞遣报使,帝坚不许。定之疏引故事以请,帝下廷议,竟不果遣。久之,迁右庶子。”(《明史卷一七六》)从中可见,此书所作时间,从“三年”“久之”等词来看,应该是景泰年的后期。


其中提到,五十万人包括“官军”“私属”两部份。官军不必赘言,而所谓“私属”者,最早出自《左传•宣公十七年》:“郄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杜预注曰:“私属,家众也。”又《吕氏春秋•无义》曰:“ 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 。”《史记•周本纪》曰:“﹝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歧下。”《资治通鉴•齐东昏侯永元元年》:“ 道根以私属从军,及显达夜走,军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险要,辄停马指示之,众赖以全。”胡三省注:“私属者,家之奴客及其亲党,非官之所调发者。”《汉书•食货志上》:“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由此可见,“私属”一词,指的是私人的家奴、奴隶,有时甚至还指奴婢。这一部份人,显然与正规军不能相提并论,更大程度上,他们只担任服侍皇帝、官吏的任务,可以说,在战争打响的时候,毫无战斗力,根本不能够算作明军军力五十万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从《否泰录》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军出征,能够参加战斗的正规军与不具备战斗能力的“私属”,号称数量是五十万。但如果我们知道,古代作战,往往有着故意多报军力的传统,再考虑到,这次有着足以再单独提出的“私属”人数,应该再除去不少的水分。也就是说,明军的实际战员,可能远远不到五十万人。(而清人,自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开始写作“官军五十万”,丝毫不涉及“私属”两字之差,意思大有不同,这或许是对前朝刻意贬低的传统所致,不足为我们的凭据。是以本文不加详证。)


对于明军军力具体数量这个问题,关于明代的官方史书都语焉不详。《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目下记载“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明史英宗前纪》则记载“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五十万”的说法,在当时已经引起广泛怀疑,并且没有公认说法出现,遂有这样的马虎说法,仅仅用“数十万”写及战争场面之大。由此可见,所谓官军“五十万”的说法,必然是有着不小偏差的。


二、土木明军兵力分析。

1、明军军力主要成分。

《明英宗实录》载:“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国榷》“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目下记载“遣告庙社,发京师亲征。诏下,逾二日即行。”由此可见,此次出征,明军的准备时间非常之短,并且,本次的主力部队是京营军队和当时在京师的军队。


2、明京营军队总数。

京营,始称大都督府,后改名五军都督府,在明太祖时建立,“分教四十八卫卒。”其中士卒“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明史兵志)到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分为京师京营和南京京营。就京师京营,“增京卫为七十二”。按此比例计算,京师京营士卒满额当有三十一万一千七百人。而京营之下又有编制。京营,又称三大营,其正式编制包括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其中,人员构成比较复杂的是五军营。五军营是三大营的主力,其不但包括正式属于京营的京师卫军,还有不隶属于“七十二京卫”的班军。《明史兵志》:“岁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兵番上京师隶之”《大明会典》第一三四卷“营操营政通例”条目下记载“凡轮操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扬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操备……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一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可见,班军是属于地方军队的编制,而实行戍卫京师之责任。班军向来有所谓的轮换制,其满员十六万人,各调到京师半年,则实际在京师的班军是八万人。从理论上看,假设正统十四年,京军的要求名额和实际名额都如引文所述,那么,明京营的军队,应该有三十九万一千七百人,加上各种“私属”,大约是四十万的样子。这应该是京军全盛时期的理论峰值了。但是,我们知道,明军的缺额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譬如在宣宗朝,“京营特注意,然缺伍至七万五千有奇。”宣宗是英宗前的皇帝,其时的兵源缺额,应该是一个普遍情况。如此看来,正统十四年的京军,大约是三十万人出头。由于对当时明军的具体缺额情况缺少史料,这一概数只多不少。


3、明军留守京师数量。

当然,这三十多万人不可能全部出征,必然会有一部份留守在京,以防备万一(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一部份的军队,在土木之变后有侧面涉及。《明史于谦传》“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根据此语和古人的运用约数习惯,笔者推测,此时京中所剩部队,是不足十万的疲卒,但应该比五万人要多。


4、明远征军的其它动向。

由上可知,明英宗带出的“远征军”,取自上限为三十万人的“京营军”,除去留守京师的五万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军队,再加上所谓的“私属”,出征军大约在二十五万人上下。但是,这些军队并没有全部随英宗去到土木堡,其中一部份被调拨出去,进行其它的战争任务。正统十四年六月,英宗调派朱勇、陈怀、吴克勤等人率领部份京军,去打先头阵。《明英宗实录》中提:“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而这一部分军力,记载也有不同。《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与实录的记载相对应。《李侍郎使北录》中记:“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但同样是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说法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叁万骑”只是指的骑兵数量,没有包括步兵数量,因此实际兵力要比叁万人多,四万人的说法比较可信。而后来的“五万”说,很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夸大。如《明史朱勇传》竟称“五万骑”,就是越来越离谱了,不足以为信。称“四万人”,其误差应该是最小的。此数再加上吴克勤的“万五千人”,保守来看,也应该有五万人上下。这五万人,在英宗到达土木堡之前就已经全军覆没了。由此,英宗亲率的军队,说二十万人左右,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5、左证。

关于此推断,也有左证。在《七修类稿》有记载,二十万人,伤之半,死三之一。李贤的《天顺日录》中写:“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李贤,亲历了土木之变并且生还。他的记载,作为第一手数据,应该是有价值的。


三、总结。

由此,笔者得出结论,英宗远征时,大约有不到三十万的京营军队出征,等到土木堡的时候,由于战斗减员,以及我们应该考虑到的逃亡因素,实际上只有二十万人多一些。而此时,明军已有一部军队全部灭亡,士气上也会受到打击。在土木堡阵势大乱,从而酿成一场大败,英宗被俘,一百多名大臣战死,此样的奇耻大辱,可以说是“胜败有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此次兵败后,明军只是被杀散,没有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从而为击退也先的进犯打下基础。景泰帝立,于谦抗战,最终使大明王朝撑过了这样艰苦的岁月。此后,明代的“伤筋动骨”已过,遂又进入了一个中兴的时期。笔者认为,对于土木堡之变,不能够否认,这是明代的一个奇耻大辱;但是,也应该正面其实际价值,即其实际情况和损失程度,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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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败不是太监的问题。

也不是朱祁镇的问题。

根本是制度的问题。


大明的政治僵化,又高度集权。

加上文官势力的形成。

皇权不得已只能和宦权结盟共同来抵制文官集团。借以加强皇权集权。

而宦权则是紧紧依靠皇权生存的,

所以说就算没有王振,也会有李振张振什么的。


土木之败也许是一个偶然现象。

但是这种畸形的统治制度则必然有着败亡的一天。


如果说清朝衰亡在于它的闭关锁国和小农经济。

那么明朝就是衰亡在它的畸形的内阁制度和宦官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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