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撑危局: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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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革”的混乱局面使外交工作几乎瘫痪,驻外使节都被撤了回来,人们关起门来打内战,国家基本陷入与世隔绝的境地。狂热的政治情绪搅乱了正常的外交秩序,造成四面树敌的被动局面,周恩来以个人之力勉强支撑着一个大国外交...... 保卫外交大全 1967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围绕“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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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撑危局: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文革”的混乱局面使外交工作几乎瘫痪,驻外使节都被撤了回来,人们关起门来打内战,国家基本陷入与世隔绝的境地。狂热的政治情绪搅乱了正常的外交秩序,造成四面树敌的被动局面,周恩来以个人之力勉强支撑着一个大国外交......


保卫外交大全

1967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围绕“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此后,陈毅成为造反派极力打倒的对象。

在保卫外交大权上,周恩来十分坚决。他不止一次地严肃声明:“外交大全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周恩来强调,陈毅是外长,代表国家,是国际影响问题,对他的“批判”只能在外交部内,不能在部外搞,不能上街游行,街上不能贴大字报。

1967年5月15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他们为揪陈毅而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了害怕这个?!”

5月10日晚,周恩来劝说造反派不要开会揪斗陈毅。周恩来说,我要抗议,你们要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个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的身体,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8月7日,周恩来站在正义路外交部院内进口处,在烈日下不进入,坚持要造反派把会场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取下来。8月27日,外事口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周恩来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想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强行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在后面喊:“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准备再冲会场。被医务人员扶到门口的周恩来掩着胸口转身不顾心脏病有继续恶化的危险激动地说:“你们谁敢拦陈毅同志的汽车,你们谁敢冲击会场,我就站在这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文革”期间外交事件频发

“文革”初期,康生煽动群众,说什么,“必须把反对国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世界上反对一小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的斗争结合起来”,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对外交事件无限上纲上线,并动辄搞抗议游行,与各国关系搞得异常紧张,发生了“三砸一烧”(砸缅甸、印度、印尼使馆,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我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的影响。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多次明确表示:“不能每个外交活动都无限上纲,如果把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敌人,这完全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团结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的思想”,“反对帝、修、资、也要有主次之分”。他斥责说:“就是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唯恐不乱!”“大使馆本身都不能存在下去,还能对外界作什么宣传?!”

1967年,港英当局镇压工人罢工,周恩来一方面主张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斗争策略,指出斗争要立足于本地,要以政治斗争为主,主要靠当地人民,要文斗不要搞武斗。他指出,60年代在香港投资的主要华裔,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都是我们内地供应的,如果搞同盟总罢工,我们上述商品进不了香港,日本商会就会趁机占领市场,台湾人也会进去代替罢工工人;而且长期罢工,工人无生活收入,就要靠国家救济,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们非常不利。

当时,有关外事部门人员因受当时的局势影响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方面政策,搞了一系列“左”行动。周恩来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他批评外交部在6月6日照会中提到“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说:“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你们外交部不和国防部联系,照会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斗争逐步升级,已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很被动。”

8月22日,在不良分子的煽动下,发生了烧砸英国代办处事件,周恩来在紧急情况下,指派解放军劝说群众离开,保护被揪斗的英代办处人员,并通过广播劝阻群众不要冲入英国代办处,极力防止事态扩大。

此前的6月份,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等两名外交官闯入北京西郊头摄军事设施,被发下后,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印方作为报复,宣布我国一等秘书等两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驻印度使馆来电认为我们应作为对等,再驱逐印度驻华使馆一名秘书。周恩来考虑到国内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在电报上批示:次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一再升级,极有可能导致两国终止外交关系。由于我国保持克制态度,北京群众才未进入印度使馆,事态得到有效控制。

1967年,印尼群众冲入中国大使馆,致使我一工作人员受伤,印尼副外长来馆慰问,被使馆人员轰出馆外。接着发生北京群众怒砸印尼驻华使馆事件。同年10月,中国不得不宣布从印尼撤回使馆。周恩来顶住国内各种压力亲自把对外声明中“断绝外交关系”改为“中断外交关系”,从而留有余地,为今后两国复交创造了条件。


现在不解放战争时更忙

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能乱用,不能断章取义,不然就没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这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

1967年后,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为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到1969年7月下旬为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14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任的大使时指出: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要注意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针对“文革”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等情况,他强调要善于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他对国内滥用毛主席语录也同样提出意见。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核心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新华社出的一种内部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得人未必多;第二,针对性不好把握。经研究,并请示毛主席,从9月5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云资料》上也不登了。9月8日。他告知交通部,邮票上不需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等。

在“文革”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冲击,但周恩来还是积极主张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要注意开展对外活动和调研工作。1968年8月20日,周恩来对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现在埋在国内各个省的文件里了,所以国际活动就更少了。我很坦率的说,现在比解放时忙很多,真正打仗也不这样忙。每天都遇到不同的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而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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