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剿共”的经费哪里来:从毒品生意里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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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摘自《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孔、宋操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介石需索金钱“剿共”。委员长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介石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

本文摘自《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孔、宋操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介石需索金钱“剿共”。委员长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介石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三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直到一九三三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六百万元,其中约十五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从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组织,继续大撒银子保护地盘。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十家吗啡工厂,他们每个月付国民政府四十万元保护费。一九三二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三百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一千六百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三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114]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介石利用鸦片支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蒋介石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介石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六十公斤,即中国一百斤)鸦片成本四百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税、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规费、一元五角给地方商会、二元五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二元五角给地方女子学校、七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九百二十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四倍以上,达到每担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害中国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两百零四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三百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一百八十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蒋夫人对她丈夫涉及鸦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许和他一样,颇能小心保持内心的区隔。这种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关杜月笙的评语作为例证。杜月笙参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祷会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受洗为教徒。据说,蒋夫人告诉美国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以来,上海的绑票案已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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