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与土木堡(土木之役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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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与土木堡(土木之役的疑问)




正统十四年是多事之年,年初,即有云南思机发之乱,又有福建邓茂七之祸,还有贵州的骚乱,都是动用了国家大力量才加以平定的。直到六月,还调了十万兵,灭了湖广生熟苗的造反。于是才有刘球之言。刘球:“移此力经略西北,已巳之变,必有以御之者,穷疥藓这拒搔,而耗腹心之元气,安得不败乎?”(指云南麓川之役)



明朝与瓦剌的战争必有原因和过程,我们看,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到正月末时,瓦剌开始有意见了,“虏大媿(愧),怒。”原因,是明朝答应对方请婚,但在国书里没提这事儿;另外,外交部没有按惯例给够人家的“饩”(赠送人的粮食或饲料)。注意,这里未提王振的事儿。从年初到七月出兵之间,明朝与瓦剌之间,只有一些小冲突,只有四月间,在大同方向与瓦剌有一小仗。此外,与辽东的蒙古人也打了一两次不能称为战争的战争。其实,这时瓦剌肯定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而明人无意识。



到六月三十,明庭下令派出9万军队,以备虏患。(75000到大同,朱勇、陈怀等为帅;15000到宣府,王贵、吴克勤为帅)既然是派兵镇边,必有原因和由头,而且情报工作肯定在先,这时才断定了瓦剌意图。



其实,这时已有虏就要入寇的消息,因此命边将谨备之。但是,已经晚了,七八天后,瓦剌分兵三路进攻大明,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攻辽东、知院可刺攻宣化赤城,还有其他的部队攻甘州。各地此时没有能力抵抗,只是纷纷告急。明朝庭此时怎么办?只能仓促应战。



仓促应战的原因,在于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这个责任要推给当权者王振吗?我想,这是没道理的,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兵部的,而兵部的精力可能更多的被福建、云贵之事牵扯了。但这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明朝根本没有把瓦剌之事当回事,才有那么随便地回复和不讲政治策略。给了也先动手的由头,从双方的历史和过程来看,如果早发现瓦剌的意识,采用其他手段,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压制住瓦剌行动的。


土木之役的疑问(一)赶到怀来是否可行?



《国榷》明军出征时间一览表



七月甲午,明军正式从北京出发,第四天驻跸居庸关。各种史书均是这样记的。那么,四天走了120里地,每天行军多少里呢,每天不过才走了30里。




从北京到大同,共走了15天,按760里算,每天走48里路。




那么,在返回的时候,走到土木驿,“天未晡”,也就是下午3点左右,这时距怀来还有20里,按明军行军速度,如果赶至怀来城,应该在晚上了。在背有追兵的情况下,摸黑进城,如果被瓦剌兵由后突袭,肯定不利,恐怕连怀来城也不保了。毕竟,土木驿是明军的一个军事据点,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在此驻防,还是对的。只不过明军实在是落魄得很,不堪一击,殿后的部队,被瓦剌军收拾得全军覆没,于是有了土木之围。(其实此时的怀来已经失守,明军根本不可能进入怀来,那为什么长久以来流传着明军不进怀来,而遭致悲剧的谣言?)




(二)王振带了多少东西?




在史籍中多有如下说法:“辛酉,次土木驿,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堡,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俟之。”(《国榷》)其他史籍也大致如此。




一千辆车装多少东西?不知古人是否算过?这么多东西难道都是王的私产?其中就没有英宗的东西?就没有整个部队的辎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的怀疑。如果我们的怀疑成立,那么,把这些东西扔给瓦剌兵,是否合适?英宗能否同意?




一千辆车在那时的交通情况下,就算并行两辆,也是五百辆的距离。一辆车按5米算,加上行车间距2米,就是7米,500辆车就是3500米。这还不算整个部队的辎重车辆。史籍虽没有说部队的辎重车数量,但号称50万的队伍,可以想象,要有多少辎重车。因此,“千辆车”为王振私产的记载,十分值得怀疑。而如果这一点值得怀疑,那么,历史的细节说明被前人有意夸大了,这种夸张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一个人,一个平时就被我们暗地里不齿的太监。




这难道就是历史吗?我们的历史就是被这样的细节所颠倒混淆,以致于我们今天根本不能全面的看到历史的真相。




土木之役的疑问(三)对50万大军仓促应战的置疑




关于50万大军的数量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步研究。退而言之,以三十万计,这样的数字,在两天内集结完毕,而且基本的武器、口粮还是要有的吧,否则怎么开拔呢?不说是在明朝,就是今天的部队,连美军都算上,能否在两天内动员起30万军队,并且能够上路?我看都有疑问?




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么跟之而来的便是史籍中的一个评价,说英宗在王振的忽悠下,仓促亲征,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的话,“事出仓卒,举朝震骇”,其他的说法也无出其右。




按明朝军制情况看,这三十万人应该就驻防在北京附近,超过100里远的驻军都来不及集结,这从明军日行50里的速度可以推论出来。




明朝的军制总的来看,包括卫所军和京军两类,卫所军负责各地驻防,而京军一方面是北京的驻防,另一方面承担了野战军的责任,也就是承担了明军主力部队的责任,属精锐之师。




从永乐迁都北京后,明朝的京军,主要包括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到宣德时,北京的上直亲军共有26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33卫,两不相属的还有15卫。在御驾亲征时,这74卫的官军恐怕都在从征的范畴之内。按明洪武七年的定制,每卫5600人,这74卫应有40万人左右。




另外,据载,在亲征前半个月,明廷已从京军中派出45000人调往前线,“(六月底)戊寅,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45000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国榷》)




因此,扣除虚员,实际20-30万人还是可信的。




“(六月)甲子,卫喇特额森(瓦剌也先)寇报频闻,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兵马。”(《明通鉴》)“乙丑,驸马都尉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军,预战守。”(《国榷》)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四十天前,明朝就已经发觉也先的意图,并已着手准备,调兵遣将。那么,北京的驻军就没有准备吗?不合情理,因为北京距大同这么近,而且,北京兵的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北方蒙古残留势力的。北方有兵事,北京驻军肯定会拉响警报。按现在的话讲,进入警备状态。至于是几级警备状态,我们今天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从30万大军两天就可出发来看,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了,而且京军原本就是野战军,其主要构成来自每年16万的班军,即各附近省份抽调上来的精壮士兵,以备京操。这支部队,在四十天,或者一个月内整装待发,是完成可以的。




应该说,土木之役明军并非无备而上。在“仓促应战”说中,有一个评价的程度问题。准备两天是仓促,准备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仓促?准备一年就不算仓促了吗?因此,“仓促”的评价只能针对准备的情况而言,那边大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明军一败涂地;这边赶快把城门关上,好好准备,等着瓦剌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这就是当时某些人的战略观点。吏部尚书王直就取此意,他向英宗说:“陛下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明通鉴》)。




回到今天,如果某敌国来犯,我们先退守首都和重点地区,让敌人进来,我们再打。这说得通吗?打得过打不过是战术问题,打不打是战略问题。因此,把“仓促应战”列为土木之败的原因之一,并把这个原因推给王振,也是不能服人的说法。




土木之役的疑问(四)是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吗?




所有的明代史书都在土木之变这一节写明这样一句:“王振劝上亲征。”(《明通鉴》)相信,这一定是史实。由此,土木之败的罪魁就非王振莫属了。其逻辑前提可以这样解读,英宗不亲征,就不会有土木之败。




问题在于,王振为何要求英宗亲征?那么多文臣武将劝皇帝不要亲征,而英宗就是不听,偏要去玩一把,难道只因为他亲信于王振吗?




从历史史实分析来看,可以归为三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背景原因,一个是制度原因。




所谓历史原因源于明朝特定的历史过程,明朝把元蒙赶回沙漠,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消来元蒙的实力。明初,国家一件主要任务就是防边,防元蒙。徐达作为开国功勋,开了国而不能在首都享福,只能在荒凉的北方戍边,主要原因在于元蒙的存在,在于对方的不服气,时刻觊觎着明之中原;朱棣四次北征,最后死于征伐的路上,也是这个原因;宣宗也有一次北伐,虽无大战,也是要努力解决北方问题。作为接班人,面对元蒙遗留势力的挑战,英宗选择退守首都,按兵不动,这不合祖制,也更不合一个二十三岁年青人的作为。在《弇山堂别集》中专门列举了明几代君王亲征的过程和所立的战功。这些历史既然能被史书所载,相信,英宗更是耳熟能详。轮到自己赶上了,能不亲征吗?




二是背景原因,首先,土木之前,明军与元蒙有多次交锋,其中也有败仗,但总的来讲,还是形势占优。特别是心理优势占优,这可以从正统十四年,朝廷给达达可汗的一封国书中可以窥见。 “故妄启事端以沮怀和好,虽天鉴在上,终必不容。而祸及生灵,虽悔亦晚。可汗尤须洞察奸情,毋听欺诳,用保和好于长久。” (《英宗实录》)这话是很有分量的,你要是挑衅,我就会收拾你。如果没有国力优势在先,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其次,正统后期,明朝四处作战,主要平定了云南、福建的叛乱,依靠的力量主要就是京军。虽然,这两处都是“小乱”,但是平定之功,还是让人充满自信的。




三是制度原因。明朝的军制是整个军队内体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各兵种之间也互不搭界。上卫亲军与野战军互不相属,野战军内部还要划成五个部分。小战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队应战。而如对北方的大战役,需要动员举国之力,这个时候,请问哪一个大臣能指挥得动如此庞大的一个体系?就连兵部,也对军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春明梦余录》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另外,班军制是明军主力的构成,士兵一年一轮换,相互间也缺少配合与默契。这样一支队伍,你能够让谁来指挥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个人了,这也是明朝从永乐开始,皇帝亲征并用太监监军的原因。因为,只有太监是代表皇帝的,如钦差一样。太监如果分量不够了,那就只能是皇帝自己上了。




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则已,要打,英宗亲征是无法避免的。不用王振劝,他也会动手。我们设想,英宗没有出征,换任何一个将帅,能打赢吗?朱勇,朱棣时代的名将,败得一塌糊涂,除此,还有谁能当此重任呢??(插一句,郭敬、朱勇的两支部队前锋精锐之师,兵力和也先相差无几甚至还略占优势,怎么就中了也先的埋伏,也先从哪里得到的情报郭敬、朱勇的两支部队前锋精锐会走那条路,并实现埋伏?而且郭敬、朱勇的两支部队前锋精锐即使中了埋伏,表现的也太奇怪,全军被也先砍瓜切菜般杀了个干干净净,而且似乎都没给敌人造成什么损失。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




(五)王振在赏赐问题上错了吗?




土木之战的起因,据载,是因为也先通过上贡来换取大量的赏赐,但有一次,也先冒报人数,骗取多余的赏金,让王振给拒绝了,惹怒了也先,于是,也先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




“北虏来贡,寻遣兵寇边。时虏酋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报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虏使回报,遂失和好,发兵寇边。” (《皇明通纪》)




“十四年春二月额森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加报,遂失和好。”(《明史纪事本末》)




“初,额森屡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既而贡使日增,复虚其数以冒廪饩。是春,遣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复实,汰其虚报者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一。额森恚怒,……”(《明通鉴》)




《本末》沿自《通纪》,以上看得分明,与《本末》成书相仿的《通鉴》也是清代人的作品,几书的提法,大同小异。但是,有关此论,《英宗实录》与《国榷》均无记载,而清编《明史》更是只字未提。有关王振激怒也先一事,肇始者,大概是写作《皇明通纪》的陈建。陈建此书写于正统十四年的近100年以后。按里说,这件事是土木之役的直接起因,《明史》没有,尚有笔墨惜爱之嫌;而皇皇《国榷》为何只字不提?当然,《国榷》《明史》的主要依据是“实录”,其正史的标榜,可能造成了某种谨慎。




先不论这个历史细节是否真实,我们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一下这个细节。很明显,夏燮所言“藻饰太平”语,纯属个人主观倾向,这里就不再议论。关键问题在于,王振减免对方的“禀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有关这件事的对与错,是一个很不好评论的问题。它涉及朝贡的历史和变化。




《大明会典》“给赐二”卷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定,…金银请长随内官关领…”从禁止太监涉政的明太祖开始,太监就已经涉足对外番的赏赐工作,虽然干的不值一提,但毕竟已经开了头,以后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让人奇怪了。这是王振参与赏赐的政策之源;




另外,是对外赏赐的不断增加。“永乐宣德中赐瓦剌顺宁王彩缎十表里,妃五表里。头目,一等者五表里,二等至四年者四表里。”到了正统二年,也就是英宗皇帝11岁那一年,赏“王”的为15表里,赏妃的为8表里,赏臣的,由一等至四等,分别为8、6、5、4表里;到了正统六年,赏给瓦剌大臣的东西已经达到过去给“王”的水平了。这一年,英宗15岁。赏赐标准的提升,与瓦剌的贪婪和明庭的求和意图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候,王振还要受制于“三杨”,特别是张太皇太后,这些赏赐政策的制定者肯定不是王振。




另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正统二年、四年、六年、八年、九年、十四年等分别赐与脱欢、脱脱不花、也先等大量物品,由头都是对元蒙进马的回馈。如果只赏赐头头脑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按祖宗之法,所有来朝贡的人都要赏赐,其赏赐量是非常可观的。




据,《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一月已丑,北方及西北方来了一些使者上贡的使者,;回馈的情况记载如下:“赍金帛等物往使瓦剌也先处,人赏钞一百八十锭,采缎二表里,绢三疋,随从官军钞一百锭,采缎并绢如之。”另外,一月庚子,礼部宴请瓦剌的使臣及随从1799人,(疑为《纪事本末》所载的十四年二月,二者是一码事——待考)这些人是都要赏赐的。赏多少呢?明朝有“三倍于贡”的惯例,即反馈的东西的价值,是上贡物品的三倍。




由此,可以想见,明朝的财政将要承担多大的负担。当正统十四年二月,额森虚报上千人的时候,作为当时主政的王振,他如果还把朝庭的事当回事,他能听之任之吗?如果把这种朝贡关系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易货交易。我们能听任国家利益受损吗?如果对方欺骗我们,我们能不予以惩罚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王振的处理是正确的。如果,由此而引起战争,我想,这样的仗是一定要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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