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平捻后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并非“卸磨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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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平捻后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并非“卸磨杀驴” 核心提示: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曾“河豚”的毒,就在于拥兵过重。 曾家兄弟自我拔毒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

平捻后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并非“卸磨杀驴”



核心提示: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本文摘自《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 作者:雪珥 出版:中国华侨出版社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曾“河豚”的毒,就在于拥兵过重。



曾家兄弟自我拔毒之后,数十万湘军解甲归田,在很长时间都令地方政府头痛不已。此后,曾国藩不再辞官,实在也不便辞官,否则回乡与几十万自觉功高未赏、骄纵狂傲的部属为邻,不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烧身。



江南砥定,北方却仍在“剿捻”的战争中。1865年5月18日,曾英勇抵抗并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轻敌冒进,被捻军杀死,震惊中外。7天后,朝廷下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



此时,湘军几乎裁撤殆尽,只剩数千人,剿捻的主力只能依靠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及各地的守备部队。率军前敌的曾国藩却并非淮军统帅,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不能领兵。这种“将”与“军”分离的古老制衡游戏,令军事指挥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



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提出重点设防于四省(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十三府,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奏折),并在战区实行坚壁清野,分别良莠(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从逆者杀无赦”、“戮其身、屠其家,并及坟墓”的严酷政策。



山东、河南官绅看惯了僧格林沁那种“爆炒式”的快速突击,对曾氏的“文火炖砂锅”实在看不上眼,于是“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甚至“劾其骄妄”(《清史稿》)。而曾国藩的重点布防策略,在捻军的优势骑兵下似乎并无作用。于是,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不顾当地士绅的反对,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指望这道新的长城能将捻军困死。




结果,捻军大部队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东。舆论一片哗然,指责曾国藩“縻饷两年、匪势益张”,清廷也没给他好脸色。这令他痛感“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清史稿》)




捻军入鲁,其实很难说是曾国藩剿捻失败,因为文火功夫毕竟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林辅华(CharlesWilfridAllan),却认为曾国藩借此故意展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突然无能”。果如此,则曾国藩简直就是以“自污”的方式消除人们对他能力的迷信,骨子里仍是“忧谗畏讥”四个字。




清廷的处理决定,是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剿捻”钦差大臣则由李鸿章取代,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的第一次换位。其实,不给曾国藩实际处分,对清廷来说也是无奈。当初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仅是指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也有调虎离山的想法:湘军虽然裁撤,但大量军官因军功而被提拔,并继续留在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尤其长期作为战区的两江,“湘军派”几乎垄断官场资源。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起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国藩评价)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对于清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第一,平捻之后,清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第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清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有野史说,马新贻上任前与清廷高层进行了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第三,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清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第四,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腐败、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乱。这无疑是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17年,处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实行“剃头”,那真可谓“问直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进清廷已经计划了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清廷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蹚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清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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