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悲壮一幕:50位冀东八路英勇跳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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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战悲壮一幕: 50冀东八路英勇跳崖 2011年7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一位退而不休的老人——执着的党史研究学者骞国安先生,给我发来数帧图片。这是当地人民为纪念67年前在这里集体跳崖的50多位冀东八路军英雄战士和壮烈牺牲的舒殿友、刘相廷等9位烈士,于今特意竖立“抗日九壮士纪念碑”和开展纪念活动的照片。 在这两个半月之前的4月25日,我曾到过壮士们跳崖地和烈士墓地凭吊。当时,正带领村民加紧修筑纪念碑的李营子村党支部书记袁景江告诉我们,竖这个碑是大家的心愿,谁也不肯要工钱。他说:“说实

抗战悲壮一幕:

50冀东八路英勇跳崖


2011年7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一位退而不休的老人——执着的党史研究学者骞国安先生,给我发来数帧图片。这是当地人民为纪念67年前在这里集体跳崖的50多位冀东八路军英雄战士和壮烈牺牲的舒殿友、刘相廷等9位烈士,于今特意竖立“抗日九壮士纪念碑”和开展纪念活动的照片。

在这两个半月之前的4月25日,我曾到过壮士们跳崖地和烈士墓地凭吊。当时,正带领村民加紧修筑纪念碑的李营子村党支部书记袁景江告诉我们,竖这个碑是大家的心愿,谁也不肯要工钱。他说:“说实在的,现在我们这儿的老百姓过上富裕生活,都是这些先烈们打的天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读着照片上拍摄的纪念碑背面那带血的碑记,看着纪念碑前侧耳聆听历史的人群。我再次感受到:那离今渐去渐远的历史,和历史所不能想见的现实,还是那样紧紧相连。


(一)


我第一次见到关于50多位冀东八路军战士在热河战斗中集体跳崖的记述,是1992年10月出版的《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其《大事记》载:“1944年3月11日,当晚,三区队第二连两个排共50余人,被敌人包围在宁城山头李营子前山,在敌人三面围攻下,突围时全体跳下悬崖,副连长舒殿友,直属队民运干事刘相廷和文书霍田禄等8人壮烈牺牲。”

这震撼人心的史实,在我从前读过的1993年出版的《冀东革命史》里,没有记载。

查考1991年出版的《冀热辽子弟》一书,其《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部队连以上干部烈士名单》中,关于舒殿友、刘相廷两位烈士的职务、牺牲时间和地点,与上述记载大致吻合。但因只是一个简单的列表,并未涉及全体指战员集跳崖的情节。

于是,我更加渴望确切了解这一历史记载的来由。

我发现,关于此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1983年11月出版的《承宽宁平抗日斗争史(初稿)》。

1986年1月,《宁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刊登了《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跳崖小记》,对此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嗣后,《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赤峰军事志》、《宁城县志》、《宁城革命老区史》等史志相继对此有所记载。200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一书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论文集》中《河北抗战对燕赵民族精神的丰富发展》一文对此均深加褒扬。

这一切,不少都和一位上世纪80年代参与过原热河地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的年轻人的工作有关。他就是骞国安。在《三区队部分战士跳崖事迹发现经过追述》中,他有如下记述:

1982年,我在共青团宁城县委工作。受县委委派到河北平泉参加承德、宽城、平泉、宁城两省区四县联合组织的承宽平宁抗日斗争史资料征集编写工作。三年的时间里,曾三次邀请当时还健在的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承平宁地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到平泉参加座谈会与审稿会。这些老同志中有时任辽宁省丹东军分区司令员、当年三区队二连二排八班班长兼文化教员董国政。

董国政每次参加完会议之后,都到宁城寻找他所在部队当年跳崖的地方。董国政没有记住具体地名,只是对周围环境有深刻印象。所以,他在时任宁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德林同志的陪同下,虽然走遍了宁城很多悬崖峭壁处,也没有找到具体地址。最后一次是1984年9月,再次寻找无果,董国政准备放弃了。张德林对宁城的地理情况十分熟悉,他说榆树林子范杖子前山南坡也很陡,是不是再去那里看看,董国政同意了。第二天张德林有事,他让我陪着董国政前去。

当时宁城县委用的车还是北京吉普,开车的师傅是霍占英同志。我们一早出发,到范杖子前山南坡山脚下已近晌午。到这里,董国政只简单地看了一下,便说地形不像,不是这里。

董国政准备回平泉了。中途,我们去山头乡政府食堂吃午饭。时任乡党委副书记的霍殿荣同志听了我们的介绍,说他们乡的马营子村李营子前山当年摔死过八路军,是不是那呢?董国政听了为之一振,吃过饭就邀请霍殿荣同志陪我们去了马营子。

马营子在朝宝沟最深处,车到胡营子就不能向前开了。在胡营子问当地群众,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已能把事情说个大概。他们说当年的八路军是住在西南沟。

到了西南沟,董国政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右手一拍大腿,指着村前山顶上的一棵树说:就是这里,那棵“独立树”还在。“独立树”是军事术语,是对有地形标识作用孤树的称谓。

经与村里上些年纪的人交谈,他们的忆述与董国政的记忆完全吻合。关于那棵独立树,村里人说那是他们的“老山神”, 在那长了好几辈子了,从来没有人动过它。

当年,西南沟的群众也不知道是什么队伍,只知道是八路军。直到亲历者董国政40年后来访,他们才知道是三区队。董国政很想到李营子前山看一看,但当时车开不进去,步行还有很远,董国政年事已高,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很遗憾地离开了西南沟。遗憾之余,他又感到很欣慰,说40年的心愿总算了了,找到了这个地方,知道了那些战友的牺牲地,也让当地人民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算是可以告慰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战友了。他当时嘱咐我,一定要把一些具体情节搞清楚,写入抗日斗争的历史。

后来,我终于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将军的足迹》一书中,查找到了董国政本人的回忆文章:《战斗在敌后的高桥区队》。以下便是该文中关于跳崖突围的回忆:

那一天,大约后半夜两点钟左右,敌人分成两路,沿着村子南北两侧的小山包,向我驻地迂回包围。连队火速通知各班,悄悄出了村西口,顺着一条小沟迅速向西山转移。当我们上了山脊朝西北方向没走多远,突然看见山的两侧,黑压压地布满了敌人,并听到敌人的声音:“八路在那呢!跑不了啦!捉活的……”

山下,黑魆魆一片,究竟有多少敌人,一时无法判断。当我们来到北坡时,一悬崖横在眼前,顿时,大家的心缩得紧紧的,额上涔出了冷汗。一面悬崖,三面受敌,处境已经十分险恶。

“哒哒哒哒……”敌人的机枪向我们扫射之后,喊道:“快投降吧!不投降死路一条……”

“叭!叭叭!”同志们开枪还击。

敌人越来越逼近了,枪声也越来越激烈。必须果断采取措施,转危为安。副连长舒殿友果断地命令两个班和他留下来断后,指导员马久荣坚定地对大家说:“眼下只有脚底这条路可以突围,同志们,跟我来!”说完纵身跳下了悬崖。

暗夜中,狂风裹卷着冰冷的雪沫,肆意抽打着。面前的悬崖有多深,沟底是树丛、坚冰,还是利石,全然不知。

转眼间,通讯员已紧跟着指导员跳下去了。战士们紧紧身上的武器弹药,一个跟一个,向悬崖走去。当我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只听到耳边寒风呼呼作响,身子一直往下沉,中间不知被什么东西猛然刮了一下,落到崖下时,重重地坐到了地上。

弄不清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指导员在轻声打招呼。原来指导员在指挥大家到北山集合。我看见一些同志陆陆续续向山北蹒跚走去,我也挣扎着站了起来,虽然两腿不听使换,但总还能向前迈步。

副连长哪儿去了呢?指导员留下我和几个轻伤的同志在山下迅速寻找。后来,在一片乱石砬子里面发现副连长和另外五名同志已经牺牲了。时间紧迫,大家流泪离开了战友的遗体……

董国政在文章中还追述,四十年后,他在天津蓟县遇见了另一位幸存的战友吴存利。据吴存利说:他在眺崖时,枪背带挂在峭壁的树枝上,悬吊在半空中。当他再次落下去的时候,摔得昏了过去。冷风把他吹醒后,听见远远近近的狼叫声,估计敌人走远了,他从死难同志堆里爬出来,被一位老乡掩护起来。那老乡给他弄了一张死者叫张子明的“良民证”,他才转辗找到了部队。


(二)


50多位八路军战士,在几乎来不及思索的瞬间,毅然全体一致跳下悬崖。宁可牺牲性命,也决不向敌人投降。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战士?这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从何而来?

烈士们未曾留下一句话,幸存者也多已作古。我至今没有找到过一位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前辈。我们只能通过他们走过的足迹,去探寻英雄们的心迹。

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第三地区队。

这支部队也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长城以南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出,长驱至伪“满洲国”热河省中部,并在敌人腹心地带长期顽强坚持阵地的唯一一支团级建制的中国正规部队。

区队长高桥(原名高明海,出关前化名苏然),原是“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193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四期。但他在毕业后辗转来到冀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冀东抗日大暴动中,曾任冀东抗日联军第十四总队总队长。1939年入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第八班学习。1940年返回冀东,相继任冀东主力十三团一营营长、十一团参谋长。是冀东抗日战场上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

区队政治委员杨雨民(出关后化名黄云),热河省赤峰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人之一和“民先”总队的武装部长。“七•七”抗战爆发后,任冀中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敌工部副部长。1942年被派来冀东,担负开辟热河的领导责任。日本投降后,是第一届热河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副政委郑紫明(郑维家),湖北红安人,是一位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39年延安抗大第四期毕业后,奉命来到冀东,任第三总队总队长。他把红军的光荣传统带到了冀东部队,和坚持抗战的冀东儿女亲同手足。

三区队是由冀东主力十一团抽调的战斗连队编成的。一连连长吴荣福,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二连连长何子桥(何广森),1934年就担任过孙永勤抗日起义军的大队长。多数连排干部都是经历过抗日大暴动、反“扫荡”、反“蚕食”等战斗考验,多年从血与火中滚过来的政治坚定、不怕牺牲、作战勇敢、作风过硬的抗战中坚。特别是经过1942年的政治整军,每一个干部战士都从根本上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我们民族的死敌,认定自己所参加的战争是正义的,即使自己在战争中牺牲,也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具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

就是这样一支八路军部队,在敌人制造“无人区”,住无房、吃无粮、被敌人隔断与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做了世界上任何人想象不到也非常人体力所能支持的事情”(刘白羽:《创世纪——杨雨民访问记》,1946年,新华日报社发行)。三区队的将士们用自己的英勇战斗,点燃了热河人民心中的抗日怒火,创建了1.1万平方公里的(德)、平(泉)、宁(城)抗日根据地;他们英勇机智地攻破塞北重镇宁城,延安《解放日报》以《祖国国旗飘扬东北》为题,在头版重要位置加以报道,晋察冀军区予以通令嘉奖,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战斗精神,彰显了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收复一切沦陷国土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们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践行了为收复东北失地创造前哨阵地和前进阵地的光荣使命,为战友们开拓了日后进军东北的通道。据《冀东革命史》记载,战斗在承平宁的600多部队和地方干部战士,最后撤回到冀东根据地的已不足百人。

1943年9月,三区队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回到冀东根据地休整并更换冬装。当时,承平宁的斗争形势已十分凶险。但上级领导从斗争全局出发,指示:承平宁必须坚持,剩一兵一卒也不能撤退!全体将士坚决执行命令,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战斗在(锦热)路北,死在路北!”

“站着是我们的,躺下是敌人的!”

有什么力量能折服这些意志如钢铁般坚定,为国家民族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战士?


(三)


为人民而战斗、而牺牲的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为人民而战斗、而牺牲的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在李营子跳崖牺牲的9位烈士,至今只知道3个名字。副连长舒殿友是遵化市东新庄镇西草场人,文书霍田禄是承德人,。民运干事刘相廷至今还不知道是哪里人。这三位烈士的名字,也是上世纪80年代才为人知晓。但这9位无名烈士几十年来却被当地老百姓视为亲生儿女。

在敌人围追三区队指战员的时候,曾问西南沟的农民李文章,营子里有没有八路军,李文章回答没有。时隔一天之后,凶狠的敌人竟又杀回西南沟,并把附近村子的群众也赶来,当着群众的面,以“私通‘八路’罪”用战刀砍下了李文章的头。但即使敌人如此残暴,李营子村民高万盛等人,还是把山崖下8位烈士的遗体悄悄安葬于村西山脚下。

1972年,当时的山头公社,组织群众在李营子村后黄土坡给8位烈士重新修了墓。被战友用石块掩埋在山后的那个人(副连长舒殿友)也被移过来,和战友们葬在一起。当地人都称呼那里为“八路军坟”。

1980年,山头乡政府在朝宝沟里背靠高山、下临溪水的一座山丘上修建了山头乡烈士墓,把李营子跳崖9烈士和其它几位革命烈士都迁葬到这里,年年有人祭扫添坟。据说,这一带有一种乡俗,每年正月十五,村民都要到自家祖坟上去送灯。那一天,八路军坟下曲曲弯弯的山路上,便会涌来一串串灯火。因为他们永远记得,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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