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王振少有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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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太监王振少有人知的另一面 众所周知,历史能给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也许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很容易过于看重他(她)的某一片面,继而希望从中获得某些值得学习的经验,或是加以警示的教训,这样就很难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了,明代的宦官王振即是如此。 对于王振,后人对他评价诟病颇多,认为他心术不正,变乱朝纲,残害忠良,擅权误国,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廷所修《明史》,其中关于王振的记载几乎

太监王振少有人知的另一面




众所周知,历史能给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也许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很容易过于看重他(她)的某一片面,继而希望从中获得某些值得学习的经验,或是加以警示的教训,这样就很难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了,明代的宦官王振即是如此。




对于王振,后人对他评价诟病颇多,认为他心术不正,变乱朝纲,残害忠良,擅权误国,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廷所修《明史》,其中关于王振的记载几乎都是其促成亡国之恶事,所以对宦官的防范极为严厉,故其所修正史多记其不端之处,以期收得警示之效,因此也就使得王振此人以典型的奸佞小人形象呈现在后人面前。(王振到底干了那些恶行,知道的朋友说说)




相比而言,《明实录》的记载则突显了其“实”的一面,即也有一些关于王振的正面记载。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先是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负责淮河地区盐业事务的机构)同知(副职)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正职),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王振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对王振其人有必要再作一次更为全面的评判。




王振曾对宣德时期的某些弊政予以过纠正。明代陆容撰《菽园杂记》记载: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统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如此处理,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




王振掌权时,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意见,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极为赏识。




在英宗的成长过程中,王振则起了相当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这一点在明人许浩所撰《复斋日记》中多有记载。早在宣德朝,王振因“有才识,能驱驾人”而为宣德皇帝所看重,当时宦官有很多,后来只有王振官做到太监,这也可以说明王振才能的非凡之处。英宗在东宫做皇太子时,宣德皇帝使王振侍奉英宗,并教授英宗读书写字,这也正如英宗后来褒奖王振时所说:“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作为东宫师傅,王振庄重沉稳,以致英宗常对他心存敬畏。对即位后的英宗王振也是很尽心地管教,一次大臣给小皇帝上课,偷偷跑出去玩,王振立即就报告给了太皇太后,结果英宗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身边的宦官则被关入牢房。对英宗的近侍之人王振也是严加管束,防止他们误导幼主,一次王振准备去侍奉英宗时,听到有人吹箫,吹箫的人看到王振来了,拔腿就跑,王振追上去,狠狠的训了他一顿:“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结果吹箫的人被给以二十大板的处罚,可见他对英宗的成长是颇为尽职尽责的。




王振对于英宗的直接教导也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英宗登极后,王振曾劝导英宗戒绝好玩。据清人查继佐所撰《罪惟录》记载,一次英宗与侍从玩球,结果因为王振的到来而停止。第二天天亮时,小皇帝因为玩得累,在屋里还没出来,王振就跪着劝道:“先皇帝为一毯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听后觉得非常惭愧。三杨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宦官中宁有是人!”另据明人邓士龙辑的《国朝典故》一书记载,当时太皇太后等人喜欢游玩佛寺,常在寺中一连居住好几天,王振觉得这样既有损皇家形象,又劳民伤财,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盛世,于是教导年幼的英宗将后妃们所住的房间里放上佛像及佛经,这样既顾及到后妃们的喜好,又使得她们不能长期地住在佛寺里面了,巧妙地纠正了这一陋习。王振也曾教导英宗不要随便授予身边的人官位,而要重惜国家名器。《复斋日记》记载:有位宦官给英宗梳头时日长久,于是乞求恩赏,英宗同意赏他一官职,并让王振去办,王振劝谏道:“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最终没有给予。其言其行劝告英宗作为一国之君当居安思危,以天下为重,勿贪图玩乐而导致荒政误国,并严明赏罚之事,这本身就是就某些具体的事例引导英宗如何做一贤德之君,裨益实为匪浅。




以上之种种良言善举亦恰如英宗称赞王振时所言:“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禆益实多。”明代诸帝中,英宗不失为一代英主,《明史》评价道:“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这与王振的悉心辅导是分不开的,“其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可见历史上的王振并非总是极尽祸国殃民之事,他的德才还是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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