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代表谁的利益?——为民争利还是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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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士绅代表谁的利益?——为民争利还是与民争利 进入东汉后,中国进入了乡绅地主结合儒家理论作为领主的封建领主时代,当时这些人在东汉叫豪强--西汉要打击豪强,两晋隋唐叫士族。以后可能叫缙绅或者其他的名字,他们依靠宗族的实力和儒家的理论建立独立的领地,在宗族的领地中使用私法私刑(国家的政令不出县城),他们把持朝政,把持地方政权,把持官员的推选,所以这是中国特有的“封建制度”。肆意鱼肉人民,开始的时候极度的阻碍寒门士子的晋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最后逼得寒门士子们当汉奸例如张宾,王猛,阻

士绅代表谁的利益?——为民争利还是与民争利




进入东汉后,中国进入了乡绅地主结合儒家理论作为领主的封建领主时代,当时这些人在东汉叫豪强--西汉要打击豪强,两晋隋唐叫士族。以后可能叫缙绅或者其他的名字,他们依靠宗族的实力和儒家的理论建立独立的领地,在宗族的领地中使用私法私刑(国家的政令不出县城),他们把持朝政,把持地方政权,把持官员的推选,所以这是中国特有的“封建制度”。肆意鱼肉人民,开始的时候极度的阻碍寒门士子的晋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最后逼得寒门士子们当汉奸例如张宾,王猛,阻碍国家的税收(官绅不纳粮),使国家的动员能力越来越低。所以这是中国特有的封建制度。



这种制度的优点是中央政府强大时算稳定性好,宗族使统治的成本降低,不会大规模的内战,所以一个王朝的前期国家的动员能力还好。王朝中期政府不强大就收不起税来,王朝末期政府弱的时候,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的内战很多都是这帮人开打。




中国皇权从来都是有限的,自古以来,皇权不入县,基层的皇权几乎淡薄的无以复加!地方的豪强(乡绅)才是中国最大的势力,他们比皇权的影响力大得多,官员收税都需要地方豪强(乡绅)的配合。但既得利益集团会把这有限的皇权都给挤压越小越好,以扩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1.由以下的资料可以得出,明朝中期以后,当时权利经济恶性膨胀化,不仅是手工业和商业,就是农业也是如此!农民通过向有免税权的官员和举人投充土地以求免税!权利经济的代表是明朝的文官---以及文官的后备军儒生(士绅)!东林党就是这些人。是这些人在与民争利,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争利得手,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2.皇帝收矿税,商业税海关税都主要是从经商的官员那里收税,这是与官争利,与儒生(士绅)争利,所以遭到儒生和文官的一致反对,而且形成了一边倒的记录:都是征税的人不好!儒生(士绅)掌握着话语权!儒生(士绅)有春秋笔法的传统!



3.这就解释通了为什么在明朝统治正常的地区矿税征税者遭到杀害!原因是当地的文官,缙绅,儒生一起欺骗人民,发动无赖暴动的结果,否则这形同叛乱的事情怎么会在统治次序正常的地区反复出现!-----是因为利益的问题!这是冒犯了中-国-特-色的封建领主们的利益!自然遭到领主们的疯狂反对!---征税者如果像记录的那样强悍,一定是手握足够的暴力!,起码应该足以自保!起码逃命没问题!




4.崇祯朝的记录太仓收到银子开始几年时毕自严记录为369万两。后期只有200多万两,查一下就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数,很不正常!




贴一点资料:



明朝经济至少有五项内容值得注意:




第一,权豪势要之家是在利用种种特权而经商开店(占用通衢要市而设肆、开设官店以邀集商贾囤积货物、借用行政特权挟带商船私货、偷逃国税……);




第二,东南地区的权豪阶层普遍争先恐后经营商业;




第三,他们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累金百万”);




第四,当时东南地区的民间商贩如果要想有从事经营的立足之地,就必须投靠这些权豪势要(“借王府之名色”);




第五,一般小商贩和更多的普通百姓,则因为此类加倍的盘剥而濒于破产(“村镇负担者俱困”、“倍尅于齐民”)。而这些内容当然是此时权力集团经营商业的通则。




吴晗又举例说:(除了皇帝、贵戚经商之外)在地方上,原来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禁止做买卖,与民争利,但这一条始终行不通。事实上是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明中叶以后)文官也经商了,并且还开设手工业工场。于慎行《谷山笔麈》记载吴中退休官僚乃至在朝者都经营商业。华亭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十六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所没有过的。比如据吴晗提到的(谷山笔麈》中有关首辅徐阶家经济活动的史料,就在记述他大规模经营商业的同时,还记述他通过手中的权力直接控制和侵渔地方和中央财政税收的情况——朝廷要员这种以自己手中的政治和财政等大权作为家族经商牟利靠山,这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权力经济”体制与近现代商品经济体制的悖逆。




不难看出,形成16世纪前后这种群起经商大潮的关键,乃是上述“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的权力法则。其实早如顾炎武,就最为简明地总结了至明代后期发展至极盛的士绅经商浪潮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危害: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来于此矣。……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士绅阶层对于天下几乎一切重要市场资源的垄断,竟然发展到“相沿以为常事”的骇人程度,这种局面及其深层的法理机制与近现代宪政制度方向及其市场经济准则的完全悖逆,不是一望可知的吗?



其三,商人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通常“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积极参与政治”成为商人阶层安身立命和争取商业经营空间的主要出路。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权力制度对市场和商人阶层造成的经济制度环境始终无法改变,所以与西方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兴起时商人阶层对独立政治地位的追求相反,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发财的门径。所以中国商人对皇权统治的夤缘附庸早在汉代就有了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相当的成熟规模和操作水准;而这种制度路径在以后发展得更为成熟,如唐代商人们通过贿赂官吏而使自己得到逃税减税的机会。所以随着皇权政治的社会进入明代以后的进一步强化,这一传统当然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商人们不仅靠贿赂官吏而使自己得到逃税减税,更一进步通过科举制度渗透到政府当中,极力争取对自己家族和阶层有利的政策,阻止对自己阶层不利的政策,乃至搞臭阻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宦官,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




现在的JY就是明末的东林党,连说的话都几乎一模一样,什么民主,藏富于民啦,不与民争利啦,话很好听,但是只要你相信了他们的话,就会要你的命,无他,因为他们口中的民,是他们自己,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屁民。




像东林党那样:“非吾同道,即为仇寇。”的伪君子,才是明朝败亡的根源。明朝是亡于那些整天喊着“为民请命”的东林党人之手,内忧外患之际,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法就是加强皇权(对应阉党)。如果大权真能集中在苦命的皇帝手中,就不存在税收问题,就不会逼边军造反,就不会无钱粮就济饥民,就不会不停地向农民加税,逼农民造反,北方赤野遍地,东林党的老家却纸醉金迷,东林党人还不断地以在朝堂之上顶撞皇帝为荣。最无耻的是,东林党最后大部分都投降满清了……当带路党不说,还是这帮人把明史写成了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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