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具有双重效应 强化了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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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各种议论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国模式”的赞扬声,也有一轮又一轮驱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但同时也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动力。面对“中国威胁论”日益成为一些国家惯用政治手段的现状,我们应该淡定从容、主动作为,采取多种方法应对它。

“中国威胁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其实,“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由来已久,总的来看,它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开始了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宣扬。


“中国威胁论”根源于19世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家,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开始疯狂海外殖民,与此同时制造出“西优东劣”的观念为殖民行为辩护。

在此过程中,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形成的“黄祸”历史记忆,有关中国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威胁”和“内在的残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国众多主题中颇为显著的一条。

“黄祸”威胁的缘由五花八门,他们或担心中国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或恐惧中国人可能的“种族仇恨”,或忧虑中国人可能的“觉醒”,或担心中国对西方商业上的可能冲击等等。对来自中国“黄祸”的恐惧,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阶段: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世界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冷战需要出发,极端仇视红色政权,对新生政权全力封堵包围。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与“联合国军”展开殊死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大谈中国军事威胁,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牌效应。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妖魔化”宣传,中国被歪曲为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的“专制、好战的红色恶魔”。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经受住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巨大冲击,并走向发展崛起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矛盾冲突,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此后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军事力量持续增强。面临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周边国家,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

与此相呼应,西方学者发布相关理论,从文明、意识形态等角度进一步论证“中国威胁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并引发战争。

另一重要理论就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更不容易发生战争,而中国之类的“专制”国家则制度性地蕴含着更多的战争可能性。这一期间,美、日等国报刊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如《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鼠年》、《红龙跃起》、《美国太平洋海洋统治遭遇中国挑战》、《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等,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与前两轮“中国威胁论”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就其宣扬主体而言,既包括西方国家,又包括周边相关国家。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既包括“军事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又包括“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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