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排场:战士结队千里为她采办黄河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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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03年,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

2003年,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掩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世纪2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早在少年时代,就由父亲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弼时的父亲为维系两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定下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对旧传统的反抗,与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绝决方式迥然不同,他给妻子以革命的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伴侣,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相守终生的革命伴侣。


中国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但何为革命?与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革命成功后,当年的红花白马凯旋故里时,旧时屋檐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到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与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中国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他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来,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葆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英、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凶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获。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入党却是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20世纪80年代间,一时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说法,陈琮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1931年夏的经历,对陈琮英来说并非第一次——1928年10月,任弼时在芜湖附近的南陵县被捕,陈琮英背着孩子,从上海赶到长沙,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千里救夫,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任弼时终于重获自由。


如果把这批20世纪20年代投身革命的女性,与那些人数更多的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广大而恢宏。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学潮,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年—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都会有一种令人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年至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但她最后却消失在寒冷广袤的苏联大地,再也没能回到眷恋的祖国;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刘群先、金维映等一批滞留在苏联又失踪的女同志命运之坎坷和不幸,令人不胜唏嘘。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像陈琮英这样的女同志,多数都不为世人所知,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蔡畅,作为接替王明之职的中央妇委书记,她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妇女界的领导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又频频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出席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邓颖超,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活跃在武汉、重庆,做着包括联络各界妇女的党的统战工作;孟庆澍在武**重庆做的工作和邓颖超类似,她曾经随王明返回延安,作为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出席了著名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当王明调任延安中国女大校长后,孟庆澍也来到女大工作,以后,随着丈夫一起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更多的女青年则活跃在女大、抗大、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歌咏、戏剧、大合唱此起彼伏,她们把青春、理想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带到延安这座革命的城市,这就是风华正茂的丁雪松、韦君宜一代,其中也有江青和叶群。在她们的前面,仍是那些“大姐”。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在此阶段,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这位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江西时期,类似的工作曾有两位“大姐”担任,这就是邓颖超和刘英,在长征中,她们一直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行动,在她们的手中,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核心的机密,因而她们没有被编入由女同志和老干部组成的“休养连”。陈琮英担负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职务。


陈琮英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鲤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天壤之隔?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地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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