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版主已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浅谈古代史官的治史精神

wwc1980 收藏 0 671
导读: 中国历史十分重视对史官的设置,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殷商盘庚时代,就设立史官。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明确了左史(即内史)记言,右史(即太史)记事的分工。 所谓记言、记事,就是记录君主和大臣的言行,原则上要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i]。由于当时的史官地位较低,所记的“实”事使得那些作恶多端的君主和权臣遗臭于后,难免遭到打击迫害。所以敢于直言耿介之士少之甚少。凡事那些能够记载君主言行而暴露君主“恶性”以戒后人的良史,均被后人毫不吝啬地赞颂。 其中,最著名的一

中国历史十分重视对史官的设置,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殷商盘庚时代,就设立史官。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明确了左史(即内史)记言,右史(即太史)记事的分工。

所谓记言、记事,就是记录君主和大臣的言行,原则上要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i]。由于当时的史官地位较低,所记的“实”事使得那些作恶多端的君主和权臣遗臭于后,难免遭到打击迫害。所以敢于直言耿介之士少之甚少。凡事那些能够记载君主言行而暴露君主“恶性”以戒后人的良史,均被后人毫不吝啬地赞颂。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良史就是太史董狐。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秋九月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逃贼,非子而谁?”董狐说的意思是,你赵盾身为正卿(首席大臣),虽逃亡离京但尚未离开国境,回京后又不惩办赵穿的弑君罪,不由你不来承担弑君的罪名由谁来承担?于是,赵盾无言以对。对此,孔子大加称叹,认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修史的笔法)不隐”。[ii]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将其书写史实的原则称为“董狐直笔”。

但是,从史官“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工作要求看,董狐似乎有点不尽职。凡读过左传的人都知道,董狐的笔并不直。

《左传》对那个被杀的晋灵公是这样描述的:“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iii]对于赵盾的屡次冒死“骤谏”,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派武士暗杀赵盾,赵盾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潜出城外逃难去了。不久,晋灵公在桃园被赵穿刺死。

由此可见,董狐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载是错误的。首先,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而当时赵盾正在逃亡,并不知情。董狐不按照事情的写历史,使事情本来面目被扭曲了。其次,董狐“为君者讳”,对晋灵公的滔天罪孽不置一辞,只书写赵盾弑君一事。这种双重标准的修史笔法显然对赵盾不公。因为这份只有结果没有原因的不完整的档案只能证明赵盾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其实,孔子赞赏董狐,是因为在 “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代,维护君臣大义是他的最高准则。对有违君臣大义的言行,无论何人他都主张不讳不宥。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这符合孔子那套以“礼”为定褒贬的准绳的仁义道德经。因而在那“一字之褒贬”的《春秋》里不惜笔墨地将董狐树立成史官的楷模。但是,紧接赞赏董狐的话他又说:“宣子(赵盾),良大夫也,为(书)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iv]。即遗憾赵盾当初未逃出国境,未绝与灵公的君臣名分,不得不承担讨伐“叛逆”的责任。可见,孔子也承认这冤枉了赵盾,只是因“礼”而不得不委屈赵盾一回了。

《春秋》是一本经书,可以根据作者的需要编撰,但收入国家史册的档案,则不能随个人的厌恶更改。否则将颠倒黑白,危害不浅。果然,在十年后(前 597年),赵盾的后人被灭族,就是以杀害晋灵公的罪名。当然,这仅仅是赵氏家族反对派政治迫害的伎俩,但从司寇屠岸贾所言:“赵盾弑灵公于桃园,载在史册”[v],可知董狐的这份档案是最直接的“证据”。

当然,从个人节操的角度看,董狐不畏强权敢于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因为在当时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直书批评权臣,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可以说,董狐是冒着生命危险“直笔”。因此,抗元名臣文天祥十分赞赏董狐,他在《正气歌》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vi]。在为强虏所执,囚身土牢,面临生死抉择关头时,用董狐等古之名贤的勇毅、不畏权势和视死如归激励自己的气节。

董狐是幸运的,因为在与赵盾辩论了几句后就不了了之。而齐太史兄弟就没有那么幸运。文天祥《正气歌》前半句所写的“在齐太史简”就是指公元前548年,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vii]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太史四兄弟和南史氏五人,在当权者的屠刀面前,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更是我们当今档案工作者的典范。

诚然,当一名好史官不一定需要牺牲性命。在春秋初期,狄国入侵卫国。在战斗中卫国国君阵亡全军覆没。“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viii]华龙滑、礼孔两位史官十分聪明,利用狄人迷信,恐吓狄人释放自己。那他们是贪生怕死之徒吗?不是,他们逃回首都,是为了给国人报信,使他们可以尽早逃避战祸。所以,他们的功绩也为后世人传颂。在民间,还流传着这么一个小插曲。在完成报信任务后,“礼孔曰:‘与君俱出,不与君俱入,人臣之义谓何?吾将事吾君于地下!’遂拔剑自刎。华龙滑曰:‘不可失史氏之籍。’乃入城。宁速与石祁子商议,引著卫侯宫眷及公子申,乘夜乘小车出城东走。华龙滑抱典籍从之。”[ix]礼孔以身报国,固然让人扼腕,而华龙滑为恪守史官的职责,忍辱负重,更令人折服。因为如果没有华龙滑的“苟且偷生”,那么今天我们就恐怕不能读到当年卫国的这段辛酸史。所以说,华龙滑为保存卫国的史籍(档案)功不可没。这个故事没有收入正史,却流传于坊间的野史里,其真伪难以考证。但经过几千年的沧海桑田,这个故事仍保留下来,也说明了华龙滑、礼孔这样的史官得到老百姓的认同。

总而言之,我们要赞扬的是董狐刚直的文笔,齐太史们维护信史、敢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华龙滑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这些治史的精神态度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也成为我们今天学习传承的楷模。



--------------------------------------------------------------------------------


[i] 《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东汉)班固,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编小四库二十五史(百衲本)》,1998年,844页。


[ii] 详见《左传》宣公二年,(春秋)左丘明,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二版,105页


[iii] 《左传》宣公二年,(春秋)左丘明,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二版,104页


[iv] 《左传》宣公二年,(春秋)左丘明,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二版,105页


[v]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清)蔡元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510页


[vi] (宋)文天祥《正气歌》


[vii]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丘明,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二版,200页


[viii] 《左传》闵公二年,(春秋)左丘明,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二版,42页


[ix]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清)蔡元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88页


本文内容于 2012/4/7 1:18:54 被孤独吴名编辑

1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