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被俘后气焰嚣张:堂堂国民党人 岂能投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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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自己的精锐嫡系部队大部分被消灭了,但平、津、塘三处仍有30个师的兵力作本钱。28日中午,林彪中央军委发电,提出如果攻击天津,北平、塘沽两处的敌人可能协同动作,孤注一掷,向外突围。他向中央要求,把华北第2、第3两兵团都调到北平附近。这样,力量绰绰有余,即使在作战过程中有些差错、失误,也有力量补救。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复电,说同意,“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这下子,林彪放心了,华北两个兵团一上来,包围北平的总兵与守军20余万人马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不但北平的敌人跑不了,还解除了他打天津的后顾之忧。


但天津仍然不好打。天津城外沟多水多,地形复杂,很不利于作战。另外,城里边住着不少外国人,又有大量的商企业、文化设施,还不能随意打。林彪考虑再三,想派个人到前线秉承他的旨意,代他具体指挥。一天,刘亚楼到林彪这儿来谈事儿,我正好也在场。谈到打天津,林彪就说,亚楼,天津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打锦州,我考虑是不是请你亲自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想了一下,说,如果你认为需要,我愿意去。林彪一听这话,笑了一下,说,那就这么定了!


刘亚楼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回到司令部就把前线指挥所组织起来了。刘亚楼到前线没几天,他向林彪报告说,一些敌人据守在外国人的院子里,外国人还都在自己房子门口插上了本国的国旗。对这样的敌人不打不行,但打了可能就出问题。他向林彪提了三条具体意见:一、敌人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不是过去的租界,不管这个房子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子里,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应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林彪同意刘亚楼意见,但涉外问题,他也不好断然决定,他就给中央军委打电报。第二天,主席指示林彪,说,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刘亚楼把中央的指示和陈长捷的防御特点作了研究,提出了一套打天津的方针,叫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将主攻方向置于市区中部。完了,他专门派阎仲川回来向林彪报告,得到林的批准。


在各项攻城准备业已就绪,即将发动总攻的前夜,为力争天津和平解放,以免城市遭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林彪给陈长捷等人写了一封信,指明形势,晓以厉害,劝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但陈长捷在我们总攻天津前,给林彪回了一封信,表示决心拼死恶斗。这封信我亲自看过,两张纸,用毛笔写的。陈长捷拒绝起义,也不放下武器,态度还颇为傲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马上就会作阶下囚了。信中他竟然提出放他南撤的要求,并且其中有两句话特别刺耳,我至今仍还记得,这两句话是:“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我们看了都很生气,认为这个人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这一点还不如长春的郑洞国。

我把这封信送给林彪,他看了以后,啪地往桌子上一摔,鼻子里哼了一下,眼光中充满了杀气,但什么话也没说。


跟打锦州一样,总攻时间还是选在了14日上午10点。打了几个小时,总部就收到了捷报,说,东西两路大军,已在市中心的金汤桥上会师,将敌人一分为二了。这种打法,同攻打锦州如出一辙。打了不过29个钟头,天津市守敌全部被歼灭,那个不识时务的“堂堂国民党人”陈长捷也被活捉了。


陈长捷被押到司令部来的时候,我也去看过这们“堂堂国民党人”是什么样子。那时的陈长捷早已是灰溜溜的了,半低着头,前两天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劲,早不知跑哪里去了。


俘虏陈长捷的部队,把缴获陈长捷的办公物品,用一个大皮箱装着,送到司令部审查,我和王本几个人初步检查一下,没有发现一件有军事价值的东西。想必陈长捷在被俘虏以前,早把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销毁了,这个时间他还是有的。后来,多少记有一点东西的纸张、本子之类连同皮箱全送司令部去,由司令部再仔细审查一下。其中有两个小本子,一个是浅黄色羊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是黑色胶皮压花面的活页电话本,都是空白的,没有用过,想留个纪念,我留下了。


小笔记本虽说是羊皮面的,但也不太结实,五十年代就叫我扔了。只有那个电话本,虽然我换了多少次芯,倒还一直用着,直到1989年黑龙江省展览馆的两位同志到我家,谈及此事,我把这个电话本拿出来给他们看,说这是陈长捷的,他们就要求赠给他们展览馆,并说,我需要什么本子,他们可以给我买。我说,这个小本子如果你们觉得还有点用处,尽管可以拿走;如果我需要,我自己可以去买。就让他们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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