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政治与今日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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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豪斯霍费尔的幽灵  1908年的最后一个月,斯蒂芬•茨威格在沿伊洛瓦底江上行的印度班轮上结识了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后者当时是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每天都在用望远镜审视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风物,并且手不释卷。年轻的作家和知识渊博的军官一见如故, “一战”结束后那几年,他们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相谈甚欢。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936年,流亡中的犹太人茨威格突然听说,他那位旅伴现在已经成了“希特勒的朋友”,于是友谊戛然而止。1942年茨威格在巴西自杀,死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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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霍费尔的幽灵 1908年的最后一个月,斯蒂芬•茨威格在沿伊洛瓦底江上行的印度班轮上结识了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后者当时是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每天都在用望远镜审视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风物,并且手不释卷。年轻的作家和知识渊博的军官一见如故, “一战”结束后那几年,他们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相谈甚欢。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936年,流亡中的犹太人茨威格突然听说,他那位旅伴现在已经成了“希特勒的朋友”,于是友谊戛然而止。1942年茨威格在巴西自杀,死前最后一部书里专门留了一节给豪斯霍费尔,除去谴责这位故友外,也认为“也许后世会比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届时才能对他这个人物给予准确的历史评价”。 4年之后,豪斯霍费尔本人也在盟军拘留所里自杀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创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这一学科,研究国家生存、扩张的方式。在他看来,德国必须寻求可以稳定地支撑其资源动员和对敌防御的 “生存空间”,是以德国在欧陆的扩张就成为必然。这套逻辑一旦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扩张倾向结合起来,当然会产生茨威格所说的“比希特勒那些粗暴的顾问们影响更大”的效果。 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二战”中的不光彩作用,还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战后将近30年时间里,“地缘政治学”一词在主流学界消失了。它被视作保守、反动甚至邪恶的化身,当人们谈到地理环境对政治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时,不得不另造出一个新词“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伪装成某种人类学研究。 当然,豪斯霍费尔的幽灵从未消失:德国地缘政治学之父自己也承认,他的某些基本概念其实是来自一个英国人麦金德,而麦金德的名篇《历史的地理枢纽》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一个美国人—“海权论”创立者马汉的回应。在20世纪初,这两位观点相左的盎格鲁 -萨克逊人被称作“陆权论之父”和“海权论之父”,他们所讨论的海权与陆权间的对抗,特别是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在资源动员和力量对比方面的演化,乃至海权国家在应对此种变化时应当关注的战略方向,构成了“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这门学科的精要。而Geopolitics与 Geopolitik显然出自同一词源,只不过少一点宿命论色彩,多一点历史视野。 德国地缘政治学派营造封闭的欧陆帝国的设想在1945年就被摧毁了,而马汉-麦金德地理政治学的观念不仅明白地体现在美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以及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中,更因为基辛格这位欧陆外交推崇者的力倡,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战略的指导路线之一。 动荡的“边缘地带” 1904年,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注意到:“(近东地区)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区的一部分特征……它主要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这里的“近东”,今天已被归入广义上的中东版图的一部分,而麦金德的论述则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东这一海陆边缘地带(Rimland)一直是海权与陆权国家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强国(俄国)扩张的步伐将在这里与外围海上强国(英美)正面遭遇。 此前,马汉在长文《亚洲问题》中也断言: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广阔大陆上“到处是可争执的和受到争执的地方”,言下之意整个大中东地区都是海陆对抗的前沿。而20世纪的中东历史、尤其是“石油革命”后成为全球能源中心的中东的冲突史,似乎都在印证这一点:领土呈楔形的“心脏地带强国”苏俄朝印度洋不断深入,在地中海一翼,它的代理人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盘踞在三大洲交界带;而海上霸主英美则借助海岸线向大陆施加影响,使阿拉伯半岛中心的沙特保持亲西方,并利用以色列对抗阿拉伯世界。 尽管历史上海陆强权曾参与塑造了该地区的内部权力结构(以色列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实例),这幅海陆对抗的图景却并不完全适用于今日中东。它尤其不能解释,在来自内陆的俄国压力随着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之后,中东新月形地带的动荡反而变本加厉。以美国单方面大举渗透来解释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还带有美国主导色彩的话,始自2010 年岁末的中东革命就完全是自发性的了,并且在传导上具有明显的链式特征,这场革命在目标和走向上也完全不同于美国在2003年提出的“大中东倡议”。 这里不妨参考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在1942年的论断: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因为集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和资源,自身就可以成为权势斗争的发源地,甚至可以决定海陆国家间斗争的成败。斯皮克曼并非专门针对中东地区而言,事实上他所提到的资源因素,直到1970年代中东国家自主掌握本国油气命脉之后才开始发挥战略影响,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在中东地区并未达到与印度、中国媲美的程度。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将“冷战”后中东的持续动荡,粗略地归因于其辐射全球的油气“资源”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富油国与贫油国间的现代化鸿沟对于该地区不同国民政治偏好(宗教、民主或民族主义)的刺激。这要比亨廷顿带有太多预设性的“文明冲突论”更能解释布热津斯基口中的“全球政治巴尔干”的出现(毕竟,萨达姆攻击科威特不是因为宗教上党同伐异)。换言之,不再是海陆强国在中东的拉锯造成动荡,而是中东自身的内部鸿沟“助产”了动荡。 中东5处地理关键点 中东新月形地带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在地理政治上有以下5处关键点。 新月形地带的东端,在冷战后期吸纳了阿拉伯世界一切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成员到巴勒斯坦的教权主义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形成了一个孵化器,日后这里成为了基地组织和9•11事件的策源地。巴基斯坦西北边界和阿富汗的交界处毫无地理区隔,都处在普什图族人的控制之下,与***堡和喀布尔的实存国家政权相对抗;而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阿富汗简直就像另一个国家,它的命运更多取决于中亚政治变化的前景。 从东部的动荡点向西延伸,与之接壤的是拥有全世界原油储量55%、集中了全球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线、并由伊朗这个军事强国主导的波斯湾核心区。陆上的天然疆界和俄国的衰落确保了伊朗的腹地安全,使它可以专心应付来自海湾方向的入侵;它的政体相对稳定,拥有弹道导弹和核潜力,并且借助对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和巴解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向西渗透。 阻止这种渗透并不容易,因为从伊朗高原向西通往地中海的黎凡特地区(Levant)—也就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在历史上就是以不稳定和缺乏民族性著称的。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性,该国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则分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端,其中的逊尼派聚居区还和叙利亚北部以阿勒颇为中心的逊尼派聚居区连成一气;而叙利亚东南部延伸到黎巴嫩边境的地区(包括大马士革)传统上属于什叶派控制区。在萨达姆•侯赛因和老阿萨德执政的时代,伊拉克、叙利亚两国的社会复兴党与世俗政权实际上是以建构起来的“民族性”以及反对以色列的目标来达成政治上的凝聚,并回避民主化。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了严重的部落化特征,这一特征迟早会在叙利亚重演,只是程度稍轻(毕竟阿萨德父子的独裁程度远轻于萨达姆)。但任何一种形式的部落化都会有助于伊朗的渗透,并威胁到半岛中心的沙特。 不夸张地说,沙特阿拉伯是整个中东新月最关键、也最脆弱的一环。这个王国实际上是由一堆被沙漠分隔开的绿洲组成的,由高速公路和短途航空线相连,一条纵贯全国的东西向石油-天然气管道从红海直通到波斯湾,南面全是沙漠。伊本•沙特家族信奉的瓦哈比派教义在全国乃至整个中东都是“非主流”,必须靠宗教警察和驻扎的美军力量才能维持。最近几十年里,领导沙特王室的一直是几位年过七旬的亲王,他们最擅长的策略是以邻为壑—资助本地区一切实存和潜在的反政府力量,甚至将本国的极端势力“礼送出境”,以便将动荡隔绝于国门之外,维持偏安的局面。无怪乎当美国政府发现从阿富汗“圣战者”到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都拿着沙特王室的津贴时,既震怒又无可奈何。 沙特的南邻也门,有着几块分散的油田、与北部不相连的输油管道、一个低效且刚刚被洗牌的政府、为数众多的部落酋长,以及总数和沙特一样多的人口。就在 10几年前,“基地”曾在这里成功袭击过美军驱逐舰,内战遗留下的轻武器和除战争外别无所长的青年俯拾皆是,甚至连“飞毛腿”导弹都能买到(来自朝鲜仿制品)。一旦有哪股力量走出山区、穿过利雅得以南的沙漠向东方和北方前进,沙特阿拉伯又将发生什么呢? 幽灵仍在徘徊 作为中东政治秩序的传统干预者,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头10年采取一种“离岸制衡”的姿态,既没有为中东的政治前途设计出什么蓝图,也没有为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是在9•11事件展现了既存的冲突因素之后,华盛顿才匆匆上马,拿出一个新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大中东倡议案”。这个旨在以激进政治变革完成地区现代化的方案一反此前的现实主义主张,显得大刀阔斧,但它的成本之高、周期之长也是前所未见的。到今天,美军已完全撤出伊拉克,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却并未比2003年之前有所改善;至于方兴未艾的革命,则完全出乎意料。 “大中东倡议”的地理内涵在于,依靠巴基斯坦、以色列、土耳其这3个非阿拉伯国家从内侧限制边缘地带的动荡,同时对沙特、伊拉克和伊朗3个产油大国直接“作业”。且不论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支点是多么不可靠,在利雅得主动推进民主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华盛顿承担不了在沙特的海量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动荡的风险,尤其不能冒该国石油产量震荡(沙特在OPEC内部扮演着产量安全阀的角色)以及被伊朗渗透的风险,只能寄望于沙特政府逐渐意识到社会和经济结构改革的意义。而伊拉克的问题在于,北方库尔德人控制区、中部逊尼派控制区和南方什叶派控制区,究竟会选择勉强共存还是走向分裂。单从产能上看,3个分裂实体的原油产量总和肯定超过一个统一国家,但拥有极大开发潜力的中部地区势必寻求与叙利亚逊尼派控制区的结合,这将使叙利亚的前景进一步复杂化。 最大的疑问当然还在伊朗,这也是最有趣的一个疑问:排除意识形态不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把伊朗统合进一个由己方主导的一体化能源供给网中,但对日本或印度(甚至欧洲)这样的具体购买者来说,维持一个被孤立但尚未隔绝的伊朗显然有助于争取价格利益;而美国虽然在过去若干年里都兢兢业业地着手构建对伊朗的包围圈,但诸如进攻伊拉克这样的行动却在客观上强化了伊朗的地位。欧洲国家(主要是法国)在20世纪最后10年曾试图以经济一体化带动伊朗和黎凡特地区融入国际社会,但随着德国主导下的欧盟重心东移和欧债危机的爆发,这一方案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而美国对德黑兰挥动大棒,最终是为了将其变成“大中东倡议”在地理上的最重要支点—倘若以伊朗(而不是靠不住的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土耳其构成核心,就可以全面掌握包括伊拉克和沙特的什叶派控制区在内的主要产油区。然而导弹是否就能令德黑兰的毛拉们“开窍”?倘若出现的是又一个部落化的“新伊拉克”呢? 权力政治的暗流闪现在20世纪中东的每一段历史中,野心与奇思峰峦叠起,又往往为天然形成的山河所改变。在关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往复循环中,都会有豪斯霍费尔、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幽灵闪现。茨威格所说的“历史评价”也许永远无法有定论,因为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就是政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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