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出走及蒋介石的应对


12月5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心情也很不平静,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汪精卫原通知日方拟于8日离渝赴昆明,却不料这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来重庆,以为是自己的行动计划已经暴露,非常吃惊,只得推迟行期,强作镇定,暂留重庆与蒋介石周旋。


蒋介石到渝当天住进南岸黄山官邸时,对汪的投敌计划尚不知情。第二天(12月9日),他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叶楚伧等人。这是蒋介石在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的第一


次政府首脑会议。会上,当孔祥熙颇为乐观地讲述着有利的国际形势时,蒋介石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针对汪精卫“言和”的倾向,他说:“只要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有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的失败。”


汪精卫出席这次会议,自然也不单是应付局面,也有略陈己见和说服蒋介石走“言和”之路的用意。据陈布雷所做的会议记要,在会上他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汪精卫看出蒋介石还蒙在鼓里,没有说出更深的意见。但他对自己的同伙说过,他与日本的“和谈”,决不瞒过总裁蒋先生。因此,他于行前两天,还到蒋介石在上清寺的官邸里去看望了一次。此刻蒋生了一点小病,见面时再没提“言和”的事,但以彼此政见不和,汪提出了“联袂辞职,以谢天下”的意见,暗示了他的动向。12月18日,汪精卫即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与其妻陈璧君及曾仲鸣等一起,乘机飞去昆明。


汪氏夫妇一行人抵达昆明时,由龙云迎接至其公馆下榻,并电告蒋介石。汪精卫亦发电诡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19日下午3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5时半降落安南(越南)河内机场。龙云到昆明机场送行之后,回到府邸,则电告蒋介石说:“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2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两次电详呈。”


蒋介石得知此事,大为震惊,且愤怒已极,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里说:“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自觉回头耳!”此时蒋介石已飞到西安,正主持召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会。刚得到龙云从昆明发来的电报,他立即去电劝汪回国,遭到汪的拒绝。到24日,蒋介石即由西安飞回重庆。


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河内先住朱培德夫人寓所,其他人住市区都城饭店(Hotel Metropole)。20日,汪由河内电告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以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对弟之行止,绝不加以考虑。”正式交代他出走的原因。不久,汪氏夫妇搬去丹岛(Dam Dau)一家饭店居住。这段时间,汪的日子很不好过,他日夜沉思,心神不定,有一天竟跌倒在地板上,摔伤了一只腿。


日本方面,原定在12月8日汪精卫到达河内之后,于11日由近卫首相在大阪公会堂以演讲方式发表第三次声明,得知汪精卫迁延出行日期,不但忧虑密谋败露,甚至怀疑汪精卫的诚意。直到21日首相近卫文麿才收到今井武夫报告汪已安抵河内的电文。22日,近卫乃以首相谈话方式,发表第三次声明,除标榜“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外,一面鼓吹“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一面则声称要同所谓“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要求中国方面“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等等,并将重光堂协议中的主要内容公诸于世,希图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面对上述情形,蒋介石当时虽不知日汪勾结的详情,但问题的严重性却是一望可知,他在22日和24日的日记里写道:


不料汪精卫之胡涂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也。(12月22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谊,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投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不复与之合作,尚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之安耳!(12月24日)


蒋介石24日从西安一回到重庆,即请顾问端纳马上通知英美驻华大使馆: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并强调“中国不但没有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12月26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约两万言的长篇演说,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他说:


近卫谈话所谓东亚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华三方面合作为基础。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州伪国紧密联系而成。……


“所谓东亚同体”,他们公言:日、满、华应该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该是家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华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这不是并吞是什么?……


他所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霸权;他逐渐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


所谓“兴亚院”(原为“对华院”),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现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地成立起来。……


综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我们记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韩一体”、“日韩不可分”等语调麻醉、眩惑朝鲜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满华不可分”的“东亚协合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是“日本大帝国”之完成!……


现在,他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


在这篇演说中,蒋介石指出:“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在阐述抗战国策时,又进一步强调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但对汪精卫个人,蒋介石仍抱着宽大为怀的态度,反说他去河内是“转地疗养”“心脏旧疾与脉搏不良之症”,“毫无政治意味”,期望他立即回头。


蒋介石“苦口婆心”汪精卫“义无反顾”


汪精卫在河内寓所读到近卫第三次声明,遍查声明内容,找不到日本承诺两年内撤兵的文字,吃惊不小。但觉事已至此,争执无益,仍硬着头皮依约响应,在卧榻上写好声明(即所谓“艳电”),一则呼吁重庆打开和谈大门,另外又自行在声明中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的字样,中心意思仍是吹捧近卫声明所谓“友好、防共、提携”三原则。声明稿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见顾孟余。三人于27日乘飞机抵港见到顾,顾孟余读后表示坚决反对,并痛斥他们为何不予阻止,强调“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但周佛海不以为然,而陈公博拿不定主意,将声明稿交《南华日报》的林柏生,最后由林柏生、梅思平二人联署发交香港各报刊出,题目是《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该文发于29日,电报稿的代字为“艳”,故称“艳电”;实际见报日期是这一年的12月31日。与此同时,汪精卫还另外发出了“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的电文(与艳电一起均可见于12月31日香港《南华日报》),文字稍短,颇可一观,全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9日,铭(汪兆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美、英、法之助力,今己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这两篇电文传到重庆之后,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群情愤激,一致声讨,认为汪精卫以执政党副总裁之尊发表此种违反国策、媚日求和、助长敌人气焰的谬论,不可原谅,要求蒋总裁作最严正的处理。翌日即是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举行团拜会,之后,决定于当天下午召开中央执行与监察委员临时联席会,讨论汪精卫问题。下午四时开会,在渝中央常委全体出席。蒋介石主持会议,首先报告开会意义,希望对汪精卫取宽大政策,并建议三种处理方式,选取其中一种:(一)劝告,(二)警告,(三)开除党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带头对汪精卫愤怒谴责,话音刚落地,党国元老张继便接上去,吴稚晖对汪更是责骂有加。各委员均认为汪精卫如无个人野心,应将意见对中央建议,或密呈中央,今乃先对外发表主张,这才电达中央,殊属不当,总裁建议的三项方式,均嫌太轻,一致主张给汪精卫以永远开除党籍的最严厉处分,表决结果,通过了“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的决定。临时联席会通过的这个据说是由吴稚晖参与起草的决议文,全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29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其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


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益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惟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民族之沦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祛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敌。


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离覆亡,本党深知为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26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惟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以保持战时意志,而完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


关于对汪精卫的处理决定,陈布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正邪所在。”1939年1月2日,重庆及香港各报除公布对汪精卫处分决议全文外,还公开发表了蒋介石于12月26日在总理纪念周上《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演说词。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具体处理汪案过程中,对汪精卫仍未放弃劝其回头的挽救方针。1月8日,蒋电告龙云,要他告诉汪精卫,如果汪不愿回到国内,“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据说此刻汪精卫也正有去法国的打算,但他迟疑不决,直到3月21日,以诛杀汉奸为己任的军统特务,衔戴笠之命,于夜间摸到汪的住所开枪行刺,不料打死的却是曾仲鸣。这一枪可能不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所以蒋得知后当即发电给汪精卫,电文大意是:仲鸣兄被害,深感痛心,凶手如缉拿归案,一定严办。汪精卫拿着电报给左右看,气愤的说:“这明明是他暗算我的,还来这一套……你们看吧,老蒋好狠毒啊!”不几天,蒋介石又派谷正鼎携亲笔信到河内,除重申上次电文意思外,尤其强调切勿与日本人“言和”。谷正鼎一再对汪说,发生这次暗杀事件,蒋先生确实不知道,深表遗憾。为了阻止汪进一步与日本勾结,蒋曾另委派宋子文、王宠惠到河内劝其回头。最后还送去出国护照,方便他去欧洲赋闲,脱离目前困境。直到4月27日,陪都各大中学校学生已发起募捐运动买汪精卫的人头了,蒋还通过龙云,切劝汪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断绝与日寇往来。但自3月21日那一声枪响之后,汪精卫便已铁了心,拼着性命向卖国投敌的深渊跳去。


5月31日,汪精卫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飞赴日本,促成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蒋介石挽救汪的方针失败。6月8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才以“汉奸汪兆铭卖国降敌”罪,明令通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