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冈安直:成功耍弄末代皇弟溥仪的前台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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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纵然溥仪有三十六般妙计,为了当上真正的大清皇帝而使尽了全身解数,到头来全属白费,只落得一个傀儡的下场。溥仪的牵线人——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东亚”和世界为“江湖”,严格地控制着手中的政治木偶。吉冈安直正是耍弄木偶而获得了成功的前台小丑。   吉冈安直,日本九州鹿儿岛县人。约生于1895年前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最早把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物是上角利一,也就是那个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便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而与罗振玉一起,神秘地潜入天津并会见溥仪“劝驾”的日本陆军特

纵然溥仪有三十六般妙计,为了当上真正的大清皇帝而使尽了全身解数,到头来全属白费,只落得一个傀儡的下场。溥仪的牵线人——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东亚”和世界为“江湖”,严格地控制着手中的政治木偶。吉冈安直正是耍弄木偶而获得了成功的前台小丑。


吉冈安直,日本九州鹿儿岛县人。约生于1895年前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最早把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物是上角利一,也就是那个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便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而与罗振玉一起,神秘地潜入天津并会见溥仪“劝驾”的日本陆军特务。上角卸任后,由伪执政府掌礼处翻译官中岛比多吉接替。为时未久,伪执政府侍从武官石丸志都麿中将又出面扮演这一角色。可是,他们都像一阵风似的刮过去了。这个微妙而极其重要的职务,终于落到了吉冈身上。


据溥仪的侍从严桐江回忆,溥仪在天津时,吉冈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谋,一个小小尉官,却常给溥仪“进讲”时事。由于他常常跟随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到静园拜访溥仪,所以就和溥仪熟悉了。那时候溥仪特别喜欢网球,吉冈也是个网球迷,他们成了球友。有一次吉冈打球来了兴致,索性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并露出那长在胸脯中间的一撮黑毛,溥仪当即给他起了个绰号“猛张飞”。


吉冈不但长着一副凶相,而且奸诈过人。他从天津调任回国以后,先在鹿儿岛任联队大队长,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任战史科教官,始终与正在日本学习的溥杰保持联系,几乎每到星期日,都要请溥杰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或是一起玩儿,或是摆上家宴招待,两人结为好友。其后某一天吉冈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我到满洲担任军方与令兄的联络人,请转达我愿为皇帝效忠的诚悃。”溥仪见信后,以为熟人比生人联络办事方便,遂回信给溥杰表示欢迎吉冈之意。吉冈听说感到不胜荣幸,“九一八”前两个月,他再向溥杰透点风声,让他回天津度假时转达溥仪。吉冈居然因此而为自己捞取了政治资本,终于被关东军选中而耀武扬威地走进长春的“帝宫”。


据溥仪回忆,当吉冈受命出任“帝室御用挂”在东京尚未起程,就开始施展伎俩了。他曾对溥杰说,如果日本陆军省一定叫他去做,“得让我兼上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才行”,因为有前车之鉴,“像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有扎下根子,才一个一个地失了脚”。随后又提出,“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这就是吉冈进入伪满帝宫的先声,溥仪对吉冈这些话曾做过如下分析:吉冈所以要在自己那身军服之上,再挂一副关东军司令部的金黄黄的高级参谋带,是为了“吓唬我以及当时伪满的所谓大官们,好使这些走狗在他那明晃晃的刺刀背景下,服服贴贴地听凭他的任意摆弄”。吉冈所以又通过溥杰让他为之事先预备办公室,则是作样子给日本陆军省和关东军看的,似乎只有他才是能够对溥仪施以强大影响的合适人选。


这场开台锣鼓响过之后,吉冈便到溥仪身边来了,他挺直腰板走进勤民楼楼下东侧他自己的办公室。吉冈很懂得不披上关东军一张虎皮就难以发迹的道理。后来,他果然当上了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和“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御用挂”是日语名词,御用是“事情”的敬语,指皇帝的事情,“挂”是从事办理的意思。帝室御用挂就是从事办理帝室和皇帝的事情。吉冈从1935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由一个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10年间从未离开溥仪。


笔者曾试图找一张吉冈的照片,看看他到底何许模样,竟多年未能如愿。遂根据溥仪、毓嵣等人的印象,把吉冈的外貌勾画如下:他个儿不高,中等身材,是个胖子;在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上,长一脸横肉,黄里透黑,一双圆溜溜的小老鼠眼转来转去,射出阴险而狡猾的目光;薄片嘴有点像猪嘴岔儿,却闭得挺严,轻易不张开说句话,有时宫内“学生”碰见给他行礼,他只用鼻子哼一哼。他总是穿一身黄军装,大马靴,佩带大军刀,走路摇摇晃晃的,非常傲慢。近年终于看到了一两个吉冈的镜头,果然是“一脸横肉”。


吉冈一直待在溥仪侧近,从1935年被委派了这个差事,直到溥仪逃亡大栗子还像个尾巴似的跟在身后。因为监管溥仪有功连连升官,10年之间由中佐(校级)升为中将。当潘际坰先生在1956年访问溥仪时提到吉冈,溥仪还带着怒气恨恨地说:“我平日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得受着吉冈的监视和约束。”


吉冈安直一贯地执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一天无数次地会见溥仪,管理他的公私事务,干涉他的一言一动,禁止他的自由发言。溥仪在一切场合讲话,都由吉冈预先写出纸单,丝毫不许变更。甚至自称溥仪的“准家属”,包揽一切,隔绝了他对外的一切联络,不许伪官吏与之自由见面,凡人民来信,也一律由受他指挥的伪宫内府日系总务处长小厚二三夫等扣下,不给溥仪看。总之宫中事无巨细,吉冈都要过问,连迎宾送客的安排也要按吉冈的旨意行事。日本宪兵则驻扎在伪宫之内监视一切,实在欺人太甚。


至于帝宫内的人事安排当然也由吉冈决定,溥仪的“旨意”必须在吉冈那里接受肯定或者否定的裁决。溥杰曾忆及几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溥仪原打算提拔肃亲王善耆第十一子宪原任翊卫军司令官,吉冈却以“拱卫帝宫,责任重大”为由加以否决,结果,宪原只好到伪军事部去当他的中将“部附”去了。还有一个在伪宫内府任职的日系官吏,被实践证明是个贪污受贿分子,溥仪准备严厉地惩治他。但是,吉冈只同意免官,实际上送了本钱让他到锦州做买卖去了。1942年8月明贤贵妃殡天,溥仪想命溥杰参与办理丧事,吉冈不允,因而作罢。1943年秋天,溥杰面临进修问题,他自己想就近入伪建国大学,连他所隶属的伪治安部也已同意,但因为吉冈不同意,溥杰还是东渡进入了东京陆军大学。宫中提出的问题,无论大小吉冈都要过问;宫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凡吉冈要办的,便主动向溥仪提出,没有一件办不成。帝宫的权柄究竟操于谁人之手,难道还不清楚吗?


据溥仪回忆说,这个导演木偶戏的台前小丑,常常要来往于东京和长春之间,以便随时调整老板和傀儡的关系。吉冈每次回东京之前差不多都要向溥仪提出建议:“可以做些点心,或是找些东西,交我给日本皇太后送去!”而他每次从日本回来,也一定要带来日本的点心或礼品,并说,是天皇的母亲交他送给溥仪的。其实他这样一说,溥仪反而起了疑心,所以他是从来不吃那些点心的。


当然,吉冈也很善于利用自己在帝宫中的实权地位,收买人心。例如亲自过问一下是否已经兑现了对北京醇王府的米面特别配给?溥仪为了尽孝,每月给醇亲王寄钱,吉冈也总是想着这件事,时常主动向内廷司房询问,当月的钱寄出了没有?如果听说还没有寄出,便吩咐立即付邮。对御弟溥杰就更关心了,无论是溥杰与嵯峨浩的婚事,还是溥杰几度入日本军事学校,几乎全由吉冈从中斡旋,加以包办。吉冈在帝宫中的地位真特殊,既像是太上皇,又像是总管太监。


据溥仪回忆说,这个导演木偶戏的台前小丑,常常要来往于东京和长春之间,以便随时调整老板和傀儡的关系。吉冈每次回东京之前差不多都要向溥仪提出建议:“可以做些点心,或是找些东西,交我给日本皇太后送去!”而他每次从日本回来,也一定要带来日本的点心或礼品,并说,是天皇的母亲交他送给溥仪的。其实他这样一说,溥仪反而起了疑心,所以他是从来不吃那些点心的。自己不吃,也不许亲近他的“宫廷学生”和随侍们吃。可是他又知道,吉冈每次拿了点心来之后,过一两天准要来问:“皇太后的点心味道如何?”于是,溥仪便把“勤务班”的孤儿传来几名,让他们吃掉,并且还必须说明,哪种是甜的,哪种是酸的,以便用来搪塞吉冈。还有一次,吉冈前往日本,临行特意来教溥仪几句日本话,如“我谨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等,并录音灌入“唱片”,给日本天皇带去,以“低三下四”地表示问候。


吉冈能画几笔画,后来竟因此赢得一个“彩笔军人”的雅号,这当然也与他的“工作性质”不无关系。溥仪回忆说:


有一坎,他画了一幅墨竹,他知道即使把这张画装裱得多么富丽堂皇,依然不会唤起一般人的惊奇赞赏。所以,他就去求既有书法家之名,又有伪总理之位的郑孝胥给题上一首诗。当然,郑孝胥是不能,而且也不敢吝啬自己笔墨的了。于是,他又把这张题过诗的画拿到我这里来,求我再写几个字,我也只有点头遵命的“自由”,而不敢摇首拒绝的。最后,他便把这幅既有伪皇帝题字,又有伪总理题诗的画带回日本,献给日本皇太后了。


像这类作品,能够迅速取得传名的成功,那完全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也可以说是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时期,吉冈与溥仪表演的双簧戏就更多了。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吉冈忽然想到要让溥仪表示出破釜沉舟与日本同心同德到底的态度。于是对溥仪说,务必要把尚留存在天津静园的那一大批书画文物,运到长春的帝宫中来,“否则,就会使人有这样想法: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放在满洲国以外的天津呢?你是不是还想回天津去住啊”?溥仪闻言,立即委托吉冈办理了这件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当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占领新加坡以后,吉冈挥笔画了一幅山水屏风图。他还把“作品”摆在溥仪面前对他说:“这是我为庆祝占领新加坡的精心殚力之作,请皇上题几句歌颂皇军胜利的诗。”于是,溥仪便在屏风图之上写起“昧心诗”来了。我查到了这首诗的原文:


霹雳砰匐降自天,永扫妖氛开坤乾,


黎明初曙光海陆,伟哉皇军功盖前。


大义凛然北方镇,日满一心同苦甘,


捷报传来无限喜,翘望东天中庆欢。


这当然是一首无耻的汉奸之作,虽属应景成文,也足以遗羞后世。不过,这诗、画屏风形象地记录了溥仪与吉冈的帝宫生活。


在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战争中,每有“胜利”,吉冈一定要来“启发”溥仪,请“康德皇帝”致电“日本天皇”,祝贺“皇军的大捷”。同时还要到伪建国神庙,默祷“皇军”连战连胜。直到战局逆转,吉冈仍是逼着溥仪去乞告。


溥仪说: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溥仪自己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而吉冈安直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比喻得倒很形象化,其实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互相关联着的,也都各具灵感,并不是一开电钮便作机械运动。就是说溥仪是有目的的,希望复辟,而实际上却成了日本的附庸和傀儡。但他有思想活动,也有灵感,不愿当傀儡,只是不敢反抗,内心还想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平共处”,不惜忍辱求全,以图在长久生存中达到复辟大清的目的。


在日本刚宣布投降的关键时刻,吉冈还惦记着溥仪,企图保护他到日本避难,直到被苏军劫走,吉冈尚守在其侧。真可谓尽心焉。不过溥仪不愿意他老跟着,到了苏联,还是请求苏军帮忙,才把这条尾巴给切掉了。


最后,还应注意到,在溥仪和吉冈两人间也是有秘事的,值得探究。这样说是因为有个现象:吉冈汉语水平很低,与溥仪对谈常常采用笔谈方式,有时用英语对话,一般是不通过翻译的,这肯定是有意识地要守住两人关系上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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