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靠什么“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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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粟裕尽管是南昌起义毛泽东所说的“井冈山的老人”,可谓根正苗红,但整整7年间,他所任职的单位不停变换,职务却几乎静如止水,停滞不前,总在师长与军团参谋长之间的平级位置上徘徊。



南昌起义三年后的1930年12月,粟裕出任红12军65师师长,不久改任64师师长,首次步入师级干部行列。但此后他似乎陷入了一种古怪神秘的魔咒,再也难以上升半步。



1931年6月,64师改为红四军13师,粟裕仍任师长;5个月后,他调任红四军参谋长,与军长林彪搭档,不久却又调入红军学校任学员连连长,且一时三连(军事连)连长,一时又四连(政治连)连长,直到第二年2月才返回红四军仍任参谋长。10个月后,林彪升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他出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依然是师级。三个月后,粟裕又被调离红一军团,出任红11军参谋长;过了7个月,他又被调任红七军团参谋长。



随后,红七军团于1934年7月组成抗日先遣队,粟裕与军团长寻淮洲率部奔赴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不久调任红10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红10军团在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下失败,粟裕将余部组建为挺进师,担任师长,一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1937年9月。



粟裕与林彪都是朱德、陈毅于1927年10月对南昌起义余部大庾整编的连级干部之一,一为政治指导员,一为连长,但升迁之途迥异。




原因何在呢?有人说,是因为粟裕缺乏黄埔军校的文凭,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那个年代的军人,无论军官或者士兵,其实更看重的是作战能力,而不是现代人所喜欢的什么“文凭”。例如在这一时期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谭震林,就没有任何学历在身,而仅仅是私塾文化。这较之粟裕的师范文凭(大约与毛的文凭是平级的粟是省立二师毕业,毛是第一师范),低了不少。



由于战功不够显著,而且没有明显的军人特质,所以,在叶挺独立团担任的是班长职务。其后,粟裕参加南昌起义时,职位仍然是班长。其后的职务变迁并不大,即使在苏区进行了残酷的“反AB团”、“镇反”、几次“反围剿”后,在我军军事主官大量减少的情况下,粟裕的位置仍然是时而师长,时而连长,但却因为没有明确的军事建树,仍然始终围绕“参谋”这一基本为“文人”的职务变动不已,就一点不足为奇了。


只是由于孤处敌后的游击战争中,普遍缺乏军事人才,粟裕才得以在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得以担任了一定职务。如果仍然在根据地进行战争的话,在名将如林的红军队伍中,其靠军功升迁的机会仍然是漫漫无期。



同期的林彪、许世友,则显然进步迅速,且在其一生完全为职业军人的生涯中,担任副职极少,无论何时何地,基本都是独当一面的战场角色。这就是战功的标志。


林彪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消灭国军一个师,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位置逐步上升,很快成长恶劣军团长,成为我军的翘楚。


军人的境界,与著名的、不曾“锥之处囊中”的毛遂相似。


战国时期,秦国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平原君当即从门下食客中,找出了19个心目中智勇双全的人准备前往。这时,一个食客毛遂主动站出来要求跟着去。



平原君对已处于门下三年的毛遂毫无印象,拒绝了他,毫不客气地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



平原君的意思是说,有才能的人处在世界上,就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尖梢立即就能显现出来。毛遂已经处在平原君门下三年,别人却对他毫印象,肯定是毛遂没有才能。



毛遂不卑不亢地回答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今天才请求放进口袋中罢了。假如我早一点放进口袋,就会像锥子那样,整个锋芒都会露出来,不仅是露出一点点尖梢而已。”



平原君见毛遂说得有理,便将信将疑地带上了他。到达楚国后,毛遂果然发挥了决定作用,让求救的赵国“重于九鼎大吕”,最终迫使楚国答应了平原君的请求。



平原君回到赵国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也就是说,平原君知道自己以往忽略了毛遂这一英才,从此再也不敢鉴选人才了。



作为军人,如果不能以战功印证自己的才干,那么即使有多高的文化水平,7年不曾上升半步的粟裕,也正是因为不曾“锥之处囊中”,失去了许多展现才干、“脱颖而出”的机会。



反观粟裕的同龄人林彪,从1930年6月起,便一直被毛泽东“锥之处囊中”,在主力部队红四军、红一军团担任军事主官,战绩自然容易为他人所见,才干也就随着机遇的把握而“脱颖而出”。



粟裕在军功上一直“停滞不前”,因此,“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多的军人却能发扬自己的军事才华,自己创造出良好的机缘,迅速得以独挡他一面。后来与“粟裕兵团”司令员平级的“山东兵团”司令员们许世友即是一例。



许世友比粟裕大两岁,早在1926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时就担任了连长职务并加入共青团,在1927年8月担任大别山区红31师2队班长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了黄麻起义,担任炮队队长。之后,他先后11次担任敢死队长,负伤8次,并且率兵活捉了敌34师师长岳维峻。由此,其敢于作战、精于作战的本身我得以才充分发挥,终于脱颖而出,在1930年任12师34团团长,成为独挡一方的军事主官。




之后,他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漫川关”一战,更是以敢死队的精神与出其不意的战术,拯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红四方面军,为红四方面军杀出了一条生路,得到总指挥徐向前的极度赞赏,1933年7月,担任了红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在长征路上的1935年7月,他又担任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军红四军的军长,而后又担任了我军第一个成建制的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并兼任骑兵师师长。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包座战斗中,许世友率领所部英勇作战,取得了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




许世友又是一位极其爱兵、爱将的将军。当进入秦岭的深山老林中七天七夜的行军中时,部队严重缺粮。许世友将自己的坐骑献出来,让战士们吃上了一顿饱饭。在红军时期,他的麾下就有后来闻名的王近山、周志坚、陶勇等著名战将。




可以说,战争年代的军人,战功才是真正的人生机遇,也就是所谓的“脱颖而出”的机会,其实是来自战功。




作为军人,许世友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所以,他以“少空谈、多打胜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从而赢得了自己的人生“际遇”。而这也是他终生作为职业军人的成功所在。



由于战功卓著,在红军时期的许世友,不仅超过了原来与之平级的粟裕,也与多年的老军团长林彪、彭德怀等人一起,成为了红军时期我军高级将领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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