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战成名:朝鲜甲申兵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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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袁世凯一战成名:朝鲜甲申兵变始末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

袁世凯一战成名:朝鲜甲申兵变始末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

壬午兵变给了日本染指朝鲜的借口

历史上的朝鲜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它效仿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一直自给自足,风平浪静。到了19世纪末,危机开始出现。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朝鲜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觊觎已非一日。在外部压力的催化下,朝鲜内部宫廷的倾轧和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建立于明朝洪武年间,持续了近六百年的李朝。李朝与明清两朝相始终,一直同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便以他弟弟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不谙世事,由他的父亲以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极端守旧,他屡次杀害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

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移到其妻闵妃(明成皇后)手中。闵妃较为开明,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大院君贪恋权位、刚愎自用,反对削弱他权力的****,于是,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兵变一触即发。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懦弱无能,姑息绥靖,完全没有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而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朝鲜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开始把目光从大清转向日本。

清政府的矛盾心态是: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得罪日俄,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重施“以夷制夷”的故伎,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传授机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欧洲)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固步自封的大院君起初不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鸿章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帮助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角逐的舞台。

1880年,闵妃集团开始借军制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裁汰由大院君亲手创办的“亲军营”,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极大的不满。1882年,为防止旧军哗变,当局向欠饷已达13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管理粮库的官员。闵妃的心腹、兵曹判书(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下令逮捕带头闹事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冲进军械库,夺取武器,释放被捕士兵,并跑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

大院君趁机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头脑发热,不辨真假,立即去攻打日本使馆。他们杀死了日本教官,处决了闵谦镐等后党高官,并打进宫里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一时间,政局陷入瘫痪,汉城大乱。

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大举入侵朝鲜,胁迫其割地赔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后,急电直隶总督署,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与此同时,还在逃亡途中的闵妃惊魂甫定,指示后党成员、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向清廷求救,一场“抗日援朝”的大戏正式拉开帷幕。

兵贵神速,清军抢占控制朝鲜的先机

袁世凯是跟随吴长庆到的朝鲜。

安徽庐江人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保庆无子,便将其弟袁保中的第四子袁世凯过继给自己)是生死之交。他自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日积月累,成为淮军的一支劲旅,号称庆军。吴长庆本人也官至提督,功震四方。在叔伯父们相继离世,失去荫蔽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袁世凯办事干练,雷厉风行,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

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余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压力转嫁到了在吴长庆帐下当幕僚的张謇头上,他被全权委托处理一切有关出兵的筹备事宜。

当时恰逢乡试,吴长庆责成袁世凯去考试。而袁世凯并不喜欢舞文弄墨,只想奔赴沙场建功立业,如此苦衷,却不便明言。正好张謇一个人要应付内外事务,实在忙不过来,便对吴长庆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吴长庆一向尊从张謇的意见,便答应了。

于是,张謇立刻委派袁世凯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他欣喜地发现,原本自己需要五六天才能办好的事,袁世凯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妥当当。

清军抵达朝鲜的仁川后,吴长庆指派一个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大多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长庆大怒,立即将营官撤职,改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在两个小时内便完成了登陆,令人不得不对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刮目相看。

其实,早在这一年的春节,袁世凯初入庆军时,就已经表现出了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春节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发展为殴斗,直至彼此开枪。由于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好在营里,他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士兵赶到出事现场。查明事情原委后,立即将为首肇事之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才得以平息。

事后,袁世凯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嘉奖他的临机应变之才,任命他为营务处帮办。

在出兵前,金允植曾建议吴长庆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李熙,吴长庆心领神会,命袁世凯“密为布置”。到了朝鲜,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后,觉察气氛有异,在同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汉高祖曾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地方诸侯韩信、彭越。大院君以此暗示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想对他不利)。吴长庆闪烁其词,不忍发动。而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登上兵舰,押送天津。

由于庆军抢先于日本登陆,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又扶持李熙掌权,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而清政府也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最后,通过代管,全面掌控了朝鲜的海关以及外交事务。

甲申政变突然爆发

壬午事变日本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日本人在其后和朝鲜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获得了五十万元的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当然,这是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而指示朝鲜作出的让步,以免日本心怀怨恨,再来滋事。

然而,日本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好意,他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是必争之地,因此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拥有了在汉城的驻军权后,日本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插手朝鲜内政、扶持“开化派”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为将来铺路。

由于吴长庆帮助闵妃平息了壬午兵变,成为她坚强的军事后盾。因此,当闵妃掌权后,亲华成了必然的选择,那些由她提拔上来的亲华派官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势力。

壬午之后,朝鲜一批激进青年流亡日本。明治后期的日本发展令他们大开眼界,钦羡不已。相形之下,朝鲜却泥古不化,死气沉沉,因此顿生亲日背华之心。这帮青年组织了“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亲日力量自然形成,朴泳孝和洪英植等人皆为“开化”中坚。

开化党一回国,朝鲜新旧两派立即泾渭分明。一方亲日,一方亲华,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

起初,开化党的实力远逊于守旧派,只能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一些小的改革。

转机出现在李熙身上。李熙喜欢听外国新闻,朴泳孝经常借此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的刻不容缓,获得了李熙的信任和支持。开化派在现行的权力框架中长袖善舞,实施了许多改革措施。守旧派出于自身利益,不断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他们将朴泳孝调离汉城,想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其改革运动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开始向开化党倾斜。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亲华派也开始动摇。开化党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的绝好时机,遂决意起事。

政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已经察觉到情况有异,他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给了李鸿章并提醒他,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将在八九日内返回汉城,届时可能会有事发生。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突然爆发。当晚,开化派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

席间,开化派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以为有人在燃放烟花,纷纷外出观看。

这时,埋伏在厅外的开化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一时间宾主皆做鸟兽散,各自逃命。

党徒们趁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恐吓威逼国王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和闵妃迁往景佑宫。

控制了王宫的日军和开化党新军矫诏召守旧派重臣入宫,以逸待劳,来一个便处死一个。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那些早已同他们达成默契的使节纷纷配合演戏,晋谒国王,恭祝新政,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袁世凯崭露头角

由于事出突然,袁世凯等人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报告后,袁世凯当即带兵二百人赶赴邮局,但早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也大门紧锁。

袁世凯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时,发现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次日下午,才探明政变真相,当得知相熟的大臣们都已经遇害身亡时,袁世凯的心情极为沉重。

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了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按兵不动,以免伤及被日人挟持的国王。

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新军。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第二天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得知政变是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所为,一时人心思乱,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成员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勤王,众人仍是犹豫不决。

在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后,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右营赶赴王宫。

一入宫,便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清军大营。袁世凯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

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之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立刻急转。

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了使馆。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跑,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人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

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抢夺,洪英植试图阻拦被杀。

次日,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新政府,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

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而告终。袁世凯一战成名,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朝夕接触会晤,成为清廷在朝鲜的实权人物。

其实,此役双方兵力相差并不悬殊,各有一千余人。而竹添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作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一败涂地?

首先,这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有关。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心理素质的强弱决定了战局的走向。政变一方的核心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持开化党。中法战争爆发后又怂恿开化党发动政变,建立亲日政权。

政变前夕,竹添曾将政变计划报告给日本政府。同时摆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办公桌上的还有一份关于中国将割让台湾给法国的密报。日本政府大为恐慌,认为台湾重于朝鲜,要倾尽全力阻止法国夺台。为了缓解清政府的压力,使其不至于在谈判桌上向法人屈服,日本政府决定禁止竹添发动朝鲜政变。

然而竹添狠就狠在敢于先斩后奏,他不待政府批准,便擅自发动了政变。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人物是袁世凯。他为了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担当,坚毅果敢。在政变突发,众人犹豫彷徨之际,袁世凯慨然自任,断然出兵,可以说走的也是一步孤注一掷的险棋。

由此可见,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将会承担严重的责任。因此,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一旦发动,就必须一气呵成干到底。在这场对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考验中,袁世凯胜,竹添败。

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崛起,此后十年,他成为清政府驻朝鲜的头号人物。在李鸿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同时,经此风波,朝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对清廷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对朝鲜官民而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日本方面,一次小的失败并未阻挡其扩张称霸的野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旦,十年之后,借朝鲜的另一次内乱——东学党起义,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这一次,清廷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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