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多少”:国军牺牲多投降多 中共牺牲少投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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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本文节选自《民族主义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作者:秦晖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2年2月2日第21版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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