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美国民主政治 一

liutao1494 收藏 0 124

一、开头的话

朋友向我提过数次,希望我能根据在美国多年生活的经历,谈谈美国的民主以及相关的热点问题。壬辰年春节,我们俩又谈及近来多见诸于报章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言论,尤其是现在还有些颇有名气的人物,也把在中国实现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看成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危机的唯一方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做着美国民主梦。 尽管我承认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均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不敢认同非得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这条路。 关于民主的议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纷纷扬扬也谈了一百多年,对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过谈起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得不好,也许我的意见也会遭骂。我发表我的看法的意图是,国人若真的不了解民主究竟为何物的话,懵里懵懂跟着那些不知甚解的人跑,也许真的会闹出一点事来,于国家,于民族,于子孙,均没有好处。我观中国今天的知识界,对于当代西方民主大发赞词的,多半没有在西方那个社会中,长期体验过那里的生活,潜心研究过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过那么一段短短时间作为访问学者或留学生,或者作为一般游客走马观花经历的,大都因为一时一事大发议论,完全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人的决策核心和主流社会中,理解那些人物的“民主思想”。国内的舆论界和媒体人物,因为同样缺乏深入的体验,人云亦云,听风便是雨,闹得年轻人也来大喊中国若不引进美国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出路之类的幼稚言论。近代中国的多次****,其起因和结果均为对民主了解泛泛而导致的悲剧。民主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也不是有闲阶级饭余茶后聊天的话题。民主政治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的一日三餐饭一样,非常实际同时又需要正确理解的东西。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到底能不能适用,还远远没有定论。而今西风渐盛,现在似乎不说民主一词便不可得民心,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哭笑不得。这也难怪,在今天一切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看齐的日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美人”高的风气是很不好对付的。 唐末诗人司空图,面对三百年大唐盛世的衰败和五代乱象的肆虐,写过一首诗《河湟有感》,诗中说:“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说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也有一帮学得西方名词和言语的时代宠儿,没了解太多西方政权和体系运作的真正道理,在中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自毁长城。 据此,我也斗胆发一些议论,希望能够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我的同胞们,美国的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好在我们自家的国土上,有个实践运用中的借鉴作用。我声明在先,我觉得搞点民主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复杂,文化多元的国家,可以让百姓多一点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动乱,我们的民族矛盾就会急剧上升,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灭绝,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二、先谈点哲学

民主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政治学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来自西方的学问。既然民主这两个字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本源和内容应该是带有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色彩。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平民老百姓统统都望文生义,按照“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去理解民主,因此会对政府的政策,对决策者的方针提出种种意见,发出各种牢骚,甚至于闹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而且又统统放在实行民主的旗号下,自己觉得义正词严。不过,以“人民当家作主”来理解则完全不是民主的本义。以今天的概念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从普及民主政治,要求政治透明的意义上讲,也不算错。只不过这个问题要在政治治理的角度去谈,不能挂在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特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社会,单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演绎了几千年。包括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以及在有文字记录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在试图了解宇宙的奥秘(对外的物质的世界和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玄妙(对内的物质和心灵的探索)。一切的探索和争论,都是为了寻求身外世界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真理。一切政治哲学,都是为了了解生命的玄妙和宇宙奥秘而做出的探索与解释之一。或全,或偏,万变不离其宗,都逃脱不了人类渴求了解生存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这个深刻目标。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有必要规范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规则,虽然也是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中提炼出来的。但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不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的生存法则。人类有思想,便有各自对于这个所生存空间的解释。有一个个体的观察和解释,便有了多个个体观察的异同,于是便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便又有了群体内行事的准则。推而广之,群体之间对于共同生存的空间,又有了共识与分歧。尤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当按照什么规则生活,应当按照什么规则与人交往,应当如何看待一个个体的生存与生死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探索了几千年,而至今还在希求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方法,来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出于对于一个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生的追求和交流的需要,所以会有宗教,有文化,有语言,有文字。而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乃至于音乐歌唱,统统有基于不同地理空间,生存环境,不同历史基础,而演变来的特有生存规则和方法。人们为了认识这个外部的物质世界和理解人类本身的存在意义,经过了几千年的牺牲和奉献。但是如果不是从本源上去思索,往往受到地域和宗教、文化传承的限制。也许惟有人类这种有思想的动物(唯物的),对人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为什么会生存于这个世界,而后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进行深刻地反思(唯心的),才能理解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诸多赞誉,诸多批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如果跳开了对于这种反思的重要性,任何对现今制度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而已。任何制度,都是基于一个有形的社会的影响和需要,而衍生发展设计出来的。一切有形的社会制度,都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文化,反之亦然。而当这种物质的生活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的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是辩证的逻辑。但是,辩证逻辑解决不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使有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人照样有烦恼,有痛苦,有不知所措的迷茫。这就是任何所谓设计的制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常常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凡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会改变,会在某一时刻,某一阶段消失毁灭殆尽。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动。这个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即使是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主角的人类,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生、老、病、死。当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与这个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发生变化。一切来自于虚空,一切也消失于虚空。 同时,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同对世界的了解一样,都还很少。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多少认知,又有多少把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管得了自己的思想情绪欲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得了别人?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又有多少准确度?其实,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同样适用于人文科学,适用于认知科学。人类认知事物的水平,充其量不超过《易经•系辞》所讲“象其物宜”的范围,也就是似乎、大概、好像是那个现象、事物,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总之,不管什么制度,在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面前,都会捉襟见肘,困惑而无奈。 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以为今日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时髦概念的议论,只不过是人类历史演变千万年长河之中,短暂的浪花而已。近现代所谓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充其量在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过存在了数百年。而今日社会中“民主”“人权”的喊声喧嚣尘上,扳扳手指,还没有超过一个甲子的六十年。与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和宇宙变易的宏观真理相比,实在是称不上什么普世价值观。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下一点点结论的阶段。

三、在中国,德谟克拉西怎么就变成了民主?

中国在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概念的时候,因为中文里面的词不达意,最初仅仅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德谟克拉西”。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概念,是严格地限定在某一种特定制度的形式上的。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来源于宗教体系中的平等相处,匿名投票选举神职人员的过程。修道院中的修士们早就在执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了。而且“人人平等”、“秘密投票”(所谓的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形式,至今保留在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制度里。民主的最早形式,根据学者们公认的考察,起源于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在当初被称之为国家,其实与我们今天国家的概念相比小了很多。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同我们今天所谈的民主政治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雅典公民,只包含出生于雅典的居民。妇女、奴隶、外国人,都不包含在可以参与政治的群体之内。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国家,其中不到六万人是出生于雅典的居民。自由公民的人数远远少于城邦内的居民,所有的自由公民(其实都是有产阶级)可以参与直接议政,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除了选举这样的民主制度外,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通常是以抽签和轮流的方式选出的。因此,作为雅典的居民,除了可以通过选举担任军事领袖等贵族职务之外,还可以通过轮流抽签等方法,担任城邦中的重要职务,甚至担任城邦的最高领袖。这个是当代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由此得出的推论,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尝试,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的。 这也难怪,当时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这样的伟大哲人,也对民主制度有过相当严格的批判。他们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比较独裁政治或寡头政治而言,相对要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产生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决策。柏拉图认为,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亚里斯多德则认为,以简单的多数和少数对比来决定真理,并不完全鼓励人们对“德”的培养和追求,充其量不过比独裁政治和寡头政治稍微好一点。 雅典城邦制灭亡后两千多年,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被重新使用过。中间有过短暂的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一、二世纪),以及意大利北部自治邦(佛罗伦萨、威尼斯),但是以共和制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体系,也就是以代议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系,一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立国之后,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才逐渐显示出一些特色来,而至今也不过近三百年的时间。现在为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上的美国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主作为主要特色提出来的,而是以共和——即以选举出来的参政代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至于所谓的选举权平等问题,美国人到二十世纪,才刚刚着手解决妇女和有色人种的选举权问题。 中国的现代民主翻译,是直接从日本语的翻译中借过来的。最早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或许是严复(几道)做的尝试。严复在翻译法国人孟德斯鸠《法意》(现名《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译方法。不过由于日语和汉语之间,有着动宾倒置的语法区别,李大钊就曾经评论说“把德谟克拉西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达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窄了。”因为日本在选择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主权在君主”的概念,引进西方的民主概念突出“主权在民”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多半使用德谟克拉西全名,而不喜欢使用民主这样一个简单词语。因为德谟克拉西一词,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从西方引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意思,而民主一词的简单使用,则更有可能引起诸多歧义,可能走入无政府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混乱之中。不过,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出于普及革命的需要,把民主政治制度当成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来宣传,实在是动员民众的一种方法。将错就错,我们今天也只好以简单的民主二字,来替代很多严谨的复杂的政治内容了。也正因如此,社会上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对于民主理解的歧义,也影响了今天的政治生活。 这种基于平等人权概念上的选举平等的民主思想与制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从尧舜禹三代推选贤者为天子的禅让,到《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仁人爱物,使一切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政治理想,乃至汉代的诏举贤良方正,到隋唐开创的考试选贤制度,都是推举贤人共治天下的理想与实践。隋唐开创的考试制度,后来被西方学去并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国战国早期的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不仅比西方亚里斯多德更早提出了平等的观念,而且提出人人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争来斗去,正是乱源。因而主张选举贤者做天子、为官吏,想办法使上下顺畅,沟通情况,沟通意见、谏议,在此基础上,为使政令畅达,下级须服从上级,全体须服从天道、天理。墨家影响下的秘密结社团体中,天下兄弟一家,人人权利平等,以平权推举社团领袖的方法,也不是西方的独家发明。后来的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被现代所诟病的所谓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也大有商榷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事实上,从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治理这个大洲级的国家,两千年以来,历史文化道统、相权与文官制度、独立的士人阶层,无不是对君权与专制的有效制约,这是欧洲过去的专制制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也正因如此,中国从秦汉到满清的两千年来,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而有多朝数代的繁荣昌盛,且长期领先世界。而近现代的英国文官制度,也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而来。但与此同时,两千几百年前,老子就有“智慧出,有大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忠告,指出万事万物利弊无定法,得失无定则。而希腊当年参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人口规模,也并不超过老子所说“小国寡民”的规模。所以说,其实中国文化与历史不是缺乏民主思想与制度,而是中国人民自己不知道现代所谓的“民主”为何物,也不知道如何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而自满清王朝后,中国在领先世界的时候,轻视并忽视了世界,不了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变,失去了知己知彼,及时因应自强的机会,导致被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打得失去自信,茫然失措,从而病急乱投医,非得到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寻求各种药方,反而以洋人的说法唯是而已。 再者,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不同。基于农耕为主的生存形态上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姓氏、村落为主体群落的,以传统文化自律,以宗族文化自治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以游牧、狩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才以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制度所替代。这个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除了掌权者的家族姓氏发生过变化以外,其统治的制度和方法几乎没有怎么变更过。在这个几千年的过程中,君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文官系统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完全值得做深入的研究,从而了解中国的民与官的制度,应当如何正确地执行。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在于如何为民谋福利,在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理顺各种人伦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人群与环境的关系。所谓政者正也,权者使衡平也。政治在平衡利益关系的同时,负有垂范与教化的责任。而权力的运用,则如秤砣在秤杆(衡)上,根据所称重量的变化而移动,使秤杆达到平衡。我们对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形,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不过也不妨碍借鉴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一点参考。

四、美国人相信民主吗?

以我对美国社会的观察,美国人是既相信民主,又怀疑民主。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方法,实行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制度;美国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念,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而美国的经济体系,则是完全抛弃民主概念的独裁手段。这是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美国普通人的眼里,民主是个十分昂贵的玩意儿,是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的政治游戏和政治赌博。因此,美国人痛恨这种为钱而参与的政治游戏,但是又不得不通过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来发泄自己对政治和生活中不平等的不满。 参与美国的民主政治,是需要花费很多金钱的。举例来说,要当选为一个众议院的议员,首要的事情,是算算自己能够筹措多少钱。一般来说,在根据人口划分的众议院选区内,一个议员需要上百万美金的经费。而作为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如何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对法律和政策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则需要更多的金钱来购买广告,动员选民出来投票。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从本质上无根本区别。轮流执政的要务,是根据党派的执政纲领,对执政方向进行调整。美国的老百姓,几乎统统都是通过广告和电视上的人物形象,来主观判定对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倾向。竞选人物还会请电影导演来,策划指导其竞选表演。其因此,用舆论和媒体控制选举结果,几乎成为美国政党选举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每次大选之前,都要像打仗一样,首先要计算国会中有多少席位需要变更。然后要选定可能在特定选区胜选的候选人。在关键的选区里,有的时候当地的候选人可能处于劣势,因此就有州的或者是全国的选举委员会,投入金钱购买广告在当地为候选人造势。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总统的选举。2000年,时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与当时即将卸任的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竞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分别花了1.8亿美元和1.2亿美元;2004年,小布什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竞选总统,分别花了3.5亿美元和3.1亿美元;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总共花了7.5亿美元,光是和希拉里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就分别花了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一直打到希拉里“弹尽粮绝”收手,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给了奥巴马。但是,为了争取本来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在全国大选的时候把票投给奥巴马,奥巴马不仅把未来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位置——国务卿一职让给希拉里,允许她对国务院成员名单有独断权,而且还私下替希拉里偿还因为竞选而欠下的债务。 我的一位从大陆到美国的朋友,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政治圈子里很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89年以后,他一直在美国为中国留学生的绿卡奔走,在美国的政治界颇有人脉关系,由此还结识了后来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国会议员。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他还被指定为民主党关于中国问题的顾问,专门到哈佛大学,给克林顿本人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谈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他是我见过的很少数几个没有多少钱,也在参与美国政治的华人之一。但是,他自己内心的压力非常大。因为那些党派的大佬,总是希望他能够联络那些有钱的华人富商,要他们多出点钱,帮助美国政客的竞选活动。有一次,他想邀请美国东北部民主党的几位大佬到中国访问,借此加深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同时,进一步提高他本人在民主党内相关的地位,就通过我在国内找了好几位商人朋友,为那些客人买了头等舱的机票,另外还送了好多价格不菲的中国的工艺品。他对我说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论。他说,你在美国,没钱别想玩政治。你有了钱,进入到那个圈子里,大家都是有钱的,都有背景,因此,那个圈子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比较有序的。换句中国民间的话来说,“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以十分贴切地描绘美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五、买票赌马的民主政治

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法律上有一个十分实用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只要你有钱,而且把钱放在赌博台子上,你就可以玩一把操控民主政治的游戏。赌局是公开的,而方法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操控美国民主进程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公关公司对政府的决策部门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政府部门或者立法机关的决定有利于出钱的雇主,也就是客户的利益。而那些出钱雇佣公关公司的,有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团,他们都希望通过公关公司的运作,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获得自己期望的利益。换句话讲,美国的民主政治,是让来自各方的赌徒,在赌盘上下自己的利益赌注。 1994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卡西迪公关公司,收到来自台湾的一个大订单。李登辉政府通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与卡西迪公司,签订了三年450万美金的公关合同。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促进美国政府,批准李登辉以“个人”名义到美国访问。当时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是卡西迪公司的法律顾问。杰瑞卡西迪先生又是我老板的好朋友。因此,他们在我的面前谈此事也毫不顾忌。卡西迪公司动用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佬,包括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等重要人物,游说了美国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买通了美国国会76名参议员,37名众议员,以民主、自由、人道的名义,联名写信要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以康奈尔大学校友的名义,参加校友返校日的聚会。同时又通过两项不具约束性的国会议案,要求克林顿行政当局,关注台湾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地位。尽管当时克林顿政府,已经向中国外交代表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考虑李登辉的签证申请,不过,克林顿政府当时确实处在内政立法的四面楚歌包围之中。1993-1994年间,以希拉里克林顿为首推出的美国健康保障法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克林顿的其它****要求,在国会遇到多重障碍。也许是为了保住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克林顿宣布批准李登辉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从而造成中美关系的大幅度倒退。 十年之后,媒体开始披露当年卡西迪公关公司,是如何通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的权力人物,造成李登辉访美事件的全过程。又过了将近十年,我通过直接的关系了解到,当时卡西迪公司的副董事长本人,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当时就是这位老兄亲自到台湾,游说李登辉签下这个大单子的。现在,由于台湾在美国的地位慢慢失势,那位美国中情局的老兄,又转向服务于中国驻美大使馆。卡西迪公司和台湾这个单子的闹剧,从一开始,就是那家公关公司配合CIA,利用美国的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可操控性,为了自己和那些政客牟利的典型案例。 在美国,像卡西迪公关公司这样,在政府直接注册的院外活动机构,有好几千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除了专门的公关公司之外,如果一个律师事务所中,有代表某些集团利益的,需要在提供法律服务之外,对特定的国会或者政府部门进行游说的,也可以向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美国上百万名律师,几万家律师事务所,每天其实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和政府、政客进行沟通交流。利益集团对每个政策法律的通过都会有着不同的想法。以麦当劳公司为例,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一家卖汉堡包的食品公司与国会、政府有什么关系。直到我有个熟人进入了麦当劳公司的公关部门,我才知道麦当劳公司每年花在公关上的费用,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为什么?因为麦当劳不仅仅是一个食品公司,同时又是美国最大的地产公司。作为地产公司,麦当劳在美国乡镇城市,有许许多多物业需要管理,对税收的敏感度很高,所以需要时刻关注国会和政府对这个方面的立法进程。作为食品公司,麦当劳在用人的问题上有劳工法的问题,有少数民族政策问题,因为在麦当劳快餐店打工的,有很高比例的工人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也有移民政策问题,因为这些墨西哥移民的来历,是否符合现行的移民法,是一个大问题。麦当劳希望有更多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希望放松移民政策。同时又不希望劳工法强制建立工会,影响最低工资的谈判。因此麦当劳还专门用美国国会劳工委员会,招聘了资深工作人员为其服务。另外,麦当劳还有采购食品的方方面面问题,比如牛肉的问题,玉米和小麦的问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问题,甚至食品安全监察的问题,等等。为了确保麦当劳公司在美国轮流掌权的两党中,都有自己人替麦当劳的利益说话,麦当劳公司每年捐赠给两党的政治捐助,都有几十万美元。其中还不包括动用公关公司另外花费的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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