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不是轻视国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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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9.itiexue.net/1468/14680797.jpg[/img] 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图为延安八路军战士在操练。 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B]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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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不是轻视国人努力

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图为延安八路军战士在操练。


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承认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不是轻视国人努力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图为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驻英公使,左一)、施肇基(驻美公使,左二)、王宠惠(大理院长)。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


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 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 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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