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哪段时期曾给妓女发执照 允许其合法存在?

核心提示:到了1950年的五六月间,上海市公安局换发妓女执照时,上海的妓院已经从一年前的525家减少到158家,上海登记在册的妓女也从一年前的2227人减少到了662人。


上海解放后,禁娼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然而,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想要一举废除娼妓制度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1951年年底,禁娼运动的第一枪打响,上海的妓女改造也正式拉开了大幕,当年参加禁娼运动的妇女教养干部们揭示了六十年前娼妓改造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当年的烟花女子也讲述了她们各自难以启齿的辛酸往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几位在旧上海沦落为妓女的老人,聆听了她们难以启齿的悲情往事。如今,尘封了近20年的拍摄资料将打开六十年前上海妓女改造的历史。


上海曾是妓院最多的城市


“会乐里”在旧上海远近闻名,这里曾是有名的红灯区。“会乐里”的原址,就在现在福州路西藏路口上的来福士广场。据史料记载和被采访的老人回忆,当时“会乐里”有95﹪的房子开设了娼家妓院。


“会乐里”的历史是旧上海历史的一个缩影。1917年,一位英国社会学家曾对世界上八大都市———伦敦巴黎柏林芝加哥东京名古屋、北平和上海的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做了调查,结论是上海的公娼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1:137。而这个统计数只是公开挂牌营业的公娼人数,还不包括那些不登记不纳税、在马路上游荡拉客的私娼和暗娼。


旧上海妓院妓女多的根本原因,是半殖民地都市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解放前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必然会刺激淫乐行业的急性膨胀;而上海周围农村的贫穷状况,又促使许多乡村女子来上海谋生,其中或有上当受骗,或迫于无奈而走进妓院的。


盛氏老人当年就是受乡邻之骗,来到上海走进妓院的。老人的家乡在宁波乡下,19岁结婚后生下一女,但不幸得麻疹夭折了,后来家里欠了高利贷,债主一次次上门讨,她丈夫因还不了债悄然出走,她只得跟着乡邻来上海谋生,那年她22岁。老人记得那是1947年的阴历9月,一到上海她就被领进妓院,此时的她对妓院还一无所知,以为自己很幸运,在上海滩找到了一个落脚地。但是过了几天,妓院老板就逼着她去接客,这时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落入了妓院。可是,她已经走不掉了。


刘氏老人15岁被卖到妓院。小时候她住在上海老城厢,父母开烟杂店为生,后来家里遭遇火灾,小店、住房都化为了灰烬,迫于生计,她进了“长三堂子”做妓女。


上海的妓院当时分有等级。上等妓院叫作“长三堂子”,或叫“长三书寓”;二等妓院叫作“幺二堂子”;下等妓院则被称为“咸肉庄”。上等妓院里的妓女要接受各种“礼仪”培训,因为来这里的嫖客很多是老板和政客。老人说,她当年一方面是生活所迫被逼为娼,另一方则希望能在“长三堂子”这样的上等妓院里,找到一个有钱的上等男人,嫁人从良。但是,青楼女子要在风月场上找到如意郎君毕竟是少而又少的事。于是,她便一次次地出逃,甚至想到了死。

1951年两次禁娼行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接管大上海、建设新社会,关闭妓院、改造妓女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刚解放的上海并没有立即取缔妓院,直到1951年11月25日,才明令禁娼。那么,上海的禁娼行动为什么姗姗来迟呢?


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影像,这位老人叫曹漫之,是解放初期上海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也是上海解放初期妓女改造这一历史事件的领导者和亲历者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所负责的各项接管工作中,最复杂、最困难的就是对娼妓的改造,“如果我们一解放就取缔娼妓,其结果只能是把她们从妓院推到社会上去,使她们流离失所、暗中卖淫,这就会造成比公开挂牌更惨的悲剧,我们既然收容了妓女,就要对她们的出路和新生负全部的责任。”对妓女的出路负起全部的责任、对妓女的新生注入人文和人性的关怀,这就是新上海的领导者对禁娼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取缔妓院,但禁娼工作在周密准备、逐步限制。上海刚解放一个月,上海市公安局就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数。1949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颁布了14项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其中包括不得引诱军政和公务人员,禁止妓女患病接客和上街拉客,废除妓女和妓院之间的一切契约,妓院老板必须无条件允许妓女脱离妓院等。也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海的妓院急剧减少,大批妓女纷纷改业、歇业和从良。到了1950年的五六月间,上海市公安局换发妓女执照时,上海的妓院已经从一年前的525家减少到158家,上海登记在册的妓女也从一年前的2227人减少到了662人。


1951年的11月初,一批上海的妇联干部集中到了通州路418号,这里将成立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为从妓院里解救出来的妓女开设一个教育改造和重获新生的专门机构。然而那些年轻的妇女教养干部在接受这个特殊任务时,心里却充满了惶恐。当时好多人都不愿意去,因为第一批去的管教干部中好多都还没结婚,大家觉得到那里去工作名声很难听,还怕被染上性病。有一位最年轻的妇联干部得知自己要去和这些妓女打交道时,只有18岁的她害怕得失声痛哭。


在上海解放两年半以后,彻底封闭妓院、根除娼妓制度的条件日益成熟,1951年11月25日晚上8点,上海市人民政府下达了禁娼命令。公安局的民警、民政系统、妇联系统和街道里弄的干部们,分坐一辆辆大汽车开赴全市还残存的妓院进行查封,他们逮捕了妓院老板,押送去劳动教养。他们让受尽摧残蹂躏的妓女们送到刚刚开办的妇女教养所,收容改造。


然而,上海的娼妓现象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公开的妓院被查封了,暗中卖淫并没有绝迹,那些暗娼“野鸡”还像幽灵般地游荡在上海的街头,暗中拉客。


1952年9月25日,上海禁娼史上的第二次收容行动又展开了,这次收容行动的主要对象就是暗娼。


姜永敏老人当年是上海妇女教养所的管教干部,他参加了第二次禁娼收容行动。他的任务就从公安分局里把那些收容的暗娼领送到位于通州路41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


一批一批的妓女来到了通州路418号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她们一抬头看见了两条矗立在鲜花丛中的标语牌子,上面写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上海通州路418号是当年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的旧址,在这里,妇女教养干部们用自己的真诚打开了学员们封闭已久的心扉,用爱筑起了一道强大的人性之墙,成为这些特殊女人重新融入新社会的强大推手。在妇女劳动教养所里,那些曾经的烟花女子洗尽了铅华,荡涤了尘埃,成了数百万普通上海妇女中的一员。而经过学习和劳动,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妥善安置,有的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伴侣。而教养干部则为拯救这些妇女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1951年,上海人民政府一声令下,一举封闭了上海残存的妓院。那么走出妓院的妓女们将向何处去?人民政府对她们的改造又将做出怎样的安排呢?

建立妇女劳动教养所


妓院被查封后,社会上谣传很多,许多妓女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今后的命运会是怎样。据当时在会乐里妓院挂牌当妓女的盛氏老人回忆,25日妓院被取缔后,26日她们就被叫到公安分局去开会,说是有个地方可以给她们去学习,今后出来可以参加工作,她们听了都很高兴。老人所说的那个地方,就是上海通州路41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


在封闭妓院取缔娼妓的前夕,上海市人民政府就抽调了一批妇女干部来到通州路418号,筹建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这个教养所不是劳改单位,而是专门收容、教育和改造妓女的特殊学校。那些妓女也不是劳改对象,人民政府对她们成分的定性是游民或城市贫民,希望她们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改造成新社会的新女性。所以妇教所没有高围墙铁丝网,白天这里的大门也是敞开的。


一般来说妓女是具有两重性的,她们既是遭蹂躏受迫害的可怜女人,同时也是沾染各种恶习的堕落女人。据盛氏老人回忆,当时她们一到教养所,看到简陋的住处,都哭了,有的人就闹着要出去。据当年管教干部回忆,那时确实有人会逃出妇教所重操旧业,但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把她们找回来,有一个曾经做暗娼的女人,竟然先后逃跑过24次。虽然改造妓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当年的妇教所所长杨洁曾还是很有信心的,她说,这些人的坏习气要慢慢地改,但不能歧视她们,“人不是不可以变好,就看你有没有耐心了。”在这些管教干部的记忆中,妇教所先后收容过好几批妓女,相对来说,那些脱离妓院的公娼,表现比较好,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是被逼良为娼的。而那些暗娼,教育改造的难度会大些,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是自甘堕落,她们还在怀念旧社会笑贫不笑娼的所谓“好日子”。


市长特批先治性病


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妓女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妓女们检查和治疗性病。就在第一次妓女大收容后的第四天,即1951年11月29日,500多名被收容的妓女在妇教所的医务室里排队接受性病专项检查,以及全身体检。给她们检查和治疗的都是一些性病专家和大医院的医生。在被检查的500多人中,查出患有性病的就有400多人,如果要医治她们就必须用盘尼西林。当时盘尼西林是进口药,不但昂贵而且稀缺。那时上海医药仓库里存有一些盘尼西林,但那是专供朝鲜战场给志愿军伤病员的。然而陈毅市长知道此事后,决定把这些药品先调拨给妇教所用。不久,很多被收容进来的妓女性病被治疗好了,对一些吸毒成瘾的也进行了强制戒毒。于是妓女卖淫的现象被清除了,昔日性病传播的源头被杜绝了,在上海解放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性病一度在社会上消失了。


用原本为最可爱的志愿军伤病员治疗的珍贵药物,来医治妓女们的性病,这是难以想象的事,但这却是真实的历史。不过,要治好她们的心病,比医治她们的性病更加困难。


用真情来感化她们


当年通州路418号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妇教所制定了教育改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让原来过惯寄生虫生活的女人增强劳动观念、学会劳动技能,让她们将来在走向社会时能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所以妇教所里开设了织袜工场,很多姐妹用劳动的汗水来洗涤自己的灵魂。


当年的管教干部还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情景。那天麦克风里叫大家早点停工去领钱,别人都去了,有一个学员还一个劲地在摇袜子。问她为什么还不停下来。她哭着说,今天我拿到的钱是顶顶清爽的,过去我寄钱回家外婆就把我的钱扔出来,说这么脏的钱我不要用,现在我这个钱干净了,可以寄给外婆了。


妇教所还建立了亲属接见制度,让亲情来感化和教育她们。当年被妇教所收容改造的盛氏,还记得她妈妈来看望她的情形。因为进去后就没人来看过她,所以当得知母亲来看她,心里十分感动。“我妈妈见了我哭了,说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就把宁波出来后的情况告诉了她,听了她更加伤心。我们分队长劝我妈妈不要难过,说以后政府会分配工作给我的。我也劝我妈妈,说今后参加工作了,就把你接到上海来。妈妈走后,我下定决心,要好好改造,要听党的话。”


一般来说,那些出身贫苦、为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的,经过一两年的教养和改造,基本能够改邪归正,告别妇教所走向社会。一位来自会乐里妓院的学员,由于表现突出,8个月零6天就被批准结束改造,走出了教养所,后来被安置在上海某区的一家五金厂当工人。上海妇女教养所总共收容7000多人,经教育改造,绝大多数走上社会后,都成为了遵纪守法的公民,只有7人后来又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逮捕,比例是千分之一。


到1958年,对妓女收容改造任务已经完成,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后来,通州路418号改为了国营工厂,而妇教所里的管教干部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敏感的心伤不起


人民政府收容妓女,把她们改造成新人的消息在报刊上发表以后,社会反响强烈。妇教所收到了社会上很多男性的求偶信件,希望能够为他们在这些姐妹中间选择配偶,组织家庭。


改造了不到两年,盛氏就告别了妇教所,从那一刻起,她完全告别了妓女身份,换了人生。政府把她安置到一家单位做了保育员,后来同事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结婚了。


盛氏的丈夫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没有结过婚。盛氏说,当时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人家,在第二次见面时,她就把自己曾经结过婚、有过小孩,还有那段经历都与对方说了。她说不管成不成,但不能骗人家。他听了后说那都是旧社会造成的,不是你的错,他不计较。听了这话盛氏感到很宽慰。


结婚以后他们没有生育。1957年她和丈夫在儿童福利院领养了一个3岁的女孩做女儿。但是盛氏并没有得到预想的天伦之乐,而是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和悲凉。那领养的女孩渐渐长大后开始懂事时,正遇上“文革”年代,她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知道了母亲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有一次她和盛氏争吵时用了一句最忌讳的话,深深刺痛了盛氏的心。已经改过自新,而且还入了党的盛氏,脸面和尊严被最亲的人撕破后,心中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从此她不认这个女儿了。


在那个年代,那些曾经沦为妓女的女人就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履薄冰。有一个学员改造好后做了教师,“文革”时,那段历史被提了出来,说她是坏人,是教养所里出来的“婊子”,不再让她做教师了。她想不通,就跑到管教干部家里,要管教干部去给她作证,证明她是受害者,证明她是好人。


管教干部青春无悔


当年新华社记者拍摄了一组“会乐里的新生”的照片,在这些姐姐妹妹站起来的背后,是管教干部呕心沥血教育感化的结果。潘丽娟老人当年是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的管教干部,因为改造好的妓女去外地农场需要由管教干部带队,当年才20多岁的潘丽娟积极报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30多人报名,结果只批了13个。当时批准的激动,没批准的就哭。1955年5月21号动身的,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个日子。”


潘丽娟和那些姐妹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和汽车来到新疆军垦农场,后来她就和她们同吃同住,一起参加大田劳动。再后来,那些姐妹中的很多人和农场干部、职工恋爱结婚,组成了家庭。


1958年,潘丽娟回上海结婚,从此她就和丈夫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等到她生了孩子,也把孩子留在了上海。时间久了,她的心里也有些抱怨,“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的个性也起了变化,心情好像总是烦躁。当时觉得是这些人害了我,没有她们我不会到新疆去的。”虽然后来慢慢适应了,但是最放不下的是对远方亲人的牵挂和想念。一年一度的探亲,既有重逢时的欢乐,更有分别时的心痛。直到退休,她才回到上海。


解放初期的妓女改造是一个很重大的历史事件,潘丽娟只是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和管教干部。当电视台找到她、采访她时,老人心存感激和慰藉:“工作没有白做,几十年的苦没有白吃。”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总是凝聚着很多普通人的付出和贡献。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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