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远征军第五军1500名伤病员在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莫的村集体自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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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77岁的乌亚麻是莫的村寺庙的主持,也是这个村子年龄最长的人。莫的村位于缅甸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以北,汽车到了这里,便没了路可走。   乌亚麻第一次见到汽车是在1942年的5月,那时雨季刚刚到来,“一下子来了很多汽车,有大卡车,也有小吉普车,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军人,他们看起来很狼狈,也有很多伤兵。”   乌亚麻所说的中国军人,来自于入缅作战的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等。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开始后撤,曼西成为中转站,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意图从这里往北经莫的村,然后翻越野人山回国,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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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乌亚麻是莫的村寺庙的主持,也是这个村子年龄最长的人。莫的村位于缅甸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以北,汽车到了这里,便没了路可走。


乌亚麻第一次见到汽车是在1942年的5月,那时雨季刚刚到来,“一下子来了很多汽车,有大卡车,也有小吉普车,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军人,他们看起来很狼狈,也有很多伤兵。”


乌亚麻所说的中国军人,来自于入缅作战的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等。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开始后撤,曼西成为中转站,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意图从这里往北经莫的村,然后翻越野人山回国,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则由此向西,与史迪威、罗卓英等人经霍马林印度


时任第五军新22师第65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的邱中岳在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1999年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书中提到,“(1942年5月)14日黄昏时分,第五军军司令部与第65团主力到达莫的村宿营,军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患1500余人进驻莫的村东南边的村子里。”


乌亚麻看到过有伤兵死去,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有更多的伤兵,却在同一天凌晨“引火自焚”。这段悲壮的历史,未被当地村民发现,在台湾和大陆官方的记载中亦未出现,更不为众人所知。


沿河有一两英里长,都是被扔掉的汽车


“部队撤到莫的村之前,曼西政府的人就到我们村,要求老百姓帮助修路,以便部队撤退。”乌亚麻告诉《望东方周刊》,“但当时修的路只有6英尺宽,车根本过不去,英军把村长抓去要枪毙,后来村长求情,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可以给军官当老婆,才逃过一命。”


乌亚麻说,中国兵到莫的村那年,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人很多,陆陆续续走了很多天”,他还看到中国兵在村子里捣谷子,然后每人背一袋大米离开。


邱中岳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部队准备干粮的场景,“15日,第五军分别在莫的村开设补给站,遵照杜军长指示,将运输来的粮食、罐头、药品、被服和轻兵器弹药,尽量分发各部队携带,余粮一律交新22师。”


从曼西往北,沿途多个村子里年长的人,都亲眼看到过中国兵撤退时的情景。


南进村年龄最长的村民乌巴莫说,那时他只有3岁,父母后来告诉他,当年是英国兵先到,英国兵让村子里的人赶快离开,说后面来的日本兵会拉你们去做夫,“父母带着我躲进了旁边的山上,从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当兵的,后来来了很多中国兵,还有女的,中国兵到莫的村之后,就把汽车扔掉了,沿河有一两英里长,都是被扔掉的汽车。最后到的是日本兵,日本兵到了后,把能开走的汽车都开走了。”


“中国兵很慌乱,但没有干扰当地老百姓,就是会拉我们的大人去做夫,不过会给钱,后来这些当夫的都被放了回来。”乌巴莫回忆说,“日本兵到了后,用枪杀了我们很多牛,然后吃掉。日本人应该赔偿我们。”


乌巴莫和父母在山上住了两年多,“天上经常有飞机,见到人就轰炸。”


莫的村村长乌普江已经75岁了,知道有许多中国兵死在这里,“很明显能看出来,中国兵衣服不整齐,我还问家人这些兵干什么,父亲说是逃跑。后来追来很多日本兵,穿戴就非常整齐。”


原始森林里发现许多锈迹斑斑的铁皮


有一天晚上,躲在山上的乌巴莫一家听到村子里连续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家里人都哭了起来,以为是中国兵炸掉了我们的房子,第二天有人偷偷下山去看,才发现中国兵是烧毁了他们的汽车,不是房子。”


邱中岳称,当时部队从莫的村步行撤退前,拆掉了汽车的内胎,取走火炮的瞄准具,还把剩余炮弹、不必要的公文、多余的装备等都集中到一起,四周堆上柴草。


时任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的邹德安在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提到了烧毁汽车一事,“没有路了,只好把车辆和大炮烧毁,我从曼德勒带来的两支‘詹姆斯兄弟牌’猎枪和在路上捡到的一辆美国小吉普车也烧了。记得当时有一名点火的小兵差点把自己烧死,火‘砰’地一点燃,把这名小兵困在了里面,旁边的人赶快把他救出来。最让人心疼的,是杜军长最新款的林肯轿车也被烧了,当时火把汽车线路烧短路了,喇叭突然‘滴滴答’地叫起来⋯⋯”


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干事的李明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从1942年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自行谋生。


52岁的莫的村村民色敖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到被丢掉的汽车、大炮上玩,直到十几年前,这些东西都还在,再后来,有人拆掉汽车零部件拿去卖,一些卖不掉的,则被村民拿去炼铁,一些好的钢材,被打制成各种刀具,“现在附近开金矿的人越来越多,好多汽车、大炮的零部件都被他们拿去炼制工具了。”


从曼西北上到莫的村,《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沿途多个村子的老百姓家里,均发现了当年遗留下来的一些汽车零部件,在南进村的池塘里,村民还说,有一部大卡车至今还淹没在池塘的烂泥里。莫的村有20多户人家,几乎每户人家用来喂猪的器皿,竟然是美国十轮大卡车的轮毂。在一户人家,还发现了一个炮弹的弹头。


缅甸曼德勒的华侨王玉顺曾开过大卡车,他告诉《望东方周刊》,那时他经常到英多县购买旧的汽车零部件,“大多是十轮大卡和道奇车的零部件,还有修理好能开的维利斯越野车。”


维利斯越野车1940年由美国威利斯汽车公司研制,车速快,主要用来输送步兵营装备的轻武器,且可作通讯、侦察和指挥车。十轮大卡、道奇车和维利斯越野车,都是二战时美国援助中国的主要车型。


在缅甸曼德勒、密支那等大城市的街道上,至今还能看到这些车辆的踪影。


在莫的村村民的带领下,《望东方周刊》记者经过两天的寻访,在附近幽暗寂静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许多锈迹斑斑的铁皮,被掩没在厚厚的枯叶之下,已与泥土一色。


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


在许多老兵的回忆中,均提到曼西这个地方,这个被称为“公路尽头”的地方,成为中国远征军败退途中的中转站。


邱中岳在回忆文章中称:曼西,仅有一条南北向长长的街道,打从12日天光时分起,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无所事事地闲步街头。从他们纯洁的神态与他们天真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懵然不知将要穿越不毛之地,历千山涉万水,也浑然不知将要与淫雨烟瘴挣命、抗毒蛇搏猛兽之末日将至的命运。


在这里,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没有听从孙立人向西抵达印度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一条让跟随他的万千军民死伤盈野的不归路。根据邱中岳的记载,直至5月15日,蒋介石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与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告知可前往印度,但这份电报迟迟于一周后的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5军已深深陷进了明京山脉的茫茫林海和崇山峻岭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


而在此时,另一份来自断后部队的电报让杜聿明更感悲怆。邱中岳在文章中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邱中岳称,傍晚,杜军长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己,踉跄步出帐外,面对西南莫的村方向,俯首肃立、默哀致敬,而后仰视苍穹,朗朗而誓:“‘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关于留置莫的村的1500余名伤病员,邱中岳的文章中有一段记载:第五军工兵团以一个营,在当地民众的协力下,利用佛塔东侧空地,用砍伐来的竹木和从汽车车拆下的篷布搭盖简陋的兵舍,野战医院则以佛塔附近的五六间只有顶盖的草棚子为医疗站,收容了各部队重伤患1500余人。各级部队长应充分发扬“爱护袍泽”的军人本色,劝导尚能勉强行动的伤患,由连队派人扶助随队重伤患一律进入收容站。军野战医院酌留必要医护人员与必需药品及食物,负责照顾。依万国红十字会公约,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于收容站外,以保障伤患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伤兵讲,留一点汽油给我们


个别幸存老兵,也提到1500名伤病员自焚一事,目前身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


刘桂英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看到那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爬在地上哭起来。”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出国打仗,怎么能败成这样子。”


已故的第96师士兵董祠兴在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现场还留下很多痕迹,能看出来,伤病员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方烧死的,而是被分为好几块,在烧毁的汽车上也有遗骨,“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车将其焚烧。”


现居湖南洞口县的原新22师66团一营重机枪连联络兵黄瑞祥说,他还亲眼看到另外一种处理重伤员的办法:装在卡车上连不能带走的装备一起沉到江里,“好多伤员不知道,以为坐着车要回国了,有些轻伤员还抢着上了车。”


提到这段经历,黄瑞祥至今心有余悸,那时他也是一名伤兵,在一次突围过程中,部队遭到日军伏击,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下颌骨,又从右肩部穿过。枪伤的痕迹,尤其是右肩后侧,子弹穿出后留下的凹陷,至今赫然在目。


抗战结束后流落缅甸同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在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曾谈到过撤退途中部队处理伤兵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伤兵腿断了,大家抬着他走了很长时间,后来要翻一座山,实在没办法了,一位军官下令,给他一枪,因为留着他,也是死。”


是“自焚”,还是“被自焚”


在莫的村,《望东方周刊》进行了三天的寻访,访问了当地十多位年长的村民,均知道中国部队在此烧毁了许多的汽车,但对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一事,并不知晓。


对这一事件留下惟一文字记载的邱中岳,已在台湾去世多年。他在文章中称,当时收容伤病员的野战医院,位于“佛塔东侧空地”,《望东方周刊》在莫的村发现了一座早已失修的佛塔,旁边已长满了树木,没有任何发现。


在莫的村的一条河边,我们发现了多个疑似坟墓的小土包,也选择了两个深挖两米,亦没有任何发现。


随同采访的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提到这件事情的有台湾的邱中岳,也有大陆的刘桂英等幸存老兵,互相都有印证。邱中岳后来在台湾还参加了“国防部”《滇印缅战史》的编撰工作,而且他个人的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又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非常权威,所以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在到达莫的村之前,第五军隶属三个师打了很多仗,重伤病员达到1500人是完全可能的。”戈叔亚分析,“但存疑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即使在当时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很少会发生1500人主动要求‘引火自焚’的事情,自焚是极端痛苦的事情,尽管他们有汽油。”


戈叔亚说,如果说这些人是用枪自杀后再被烧掉,也是有疑点的,好多重伤员,哪还有力气拿起枪,“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被自焚’!”


“如果是‘被自焚’,肯定是需要上级军官下令的,那又是谁的命令?邱中岳写的文章里,提到杜聿明‘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己’,显示出他是事后才知道此事的,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有人故意为他开脱?”戈叔亚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杜聿明曾写过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仅一句话提到部队途经曼西,对烧毁汽车和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只字未提。


有关1500余名伤病员“集体自焚”留下的文字记载,也仅在邱中岳个人著作中有百余字的描述。真相如何,或许永远成谜。


而更令人愧疚的是,莫的村村长乌普江告诉《望东方周刊》,“你们是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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