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东北地区不容争辩的主权

近来,网上流传着一种声音,东北不属于明朝版图。的确,在明末,后金成了气候之后,明朝丧失了对东北的实际控制权。但后金没有占据东北以前,东北一直是明朝国土,而且不是羁縻,而是实打实的有效统治,有效统治的三个主要因素:驻军、税收、法规一个都不差!当时明朝以设立都司来统治,都司是一个军事部门,各个地方上都有都司部门,也就是说明朝对东北的统治就像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划归中央管辖而不是采取自治的方法。后来努而哈赤起事以后,东北这里就算独立出去了, 到万历萨尔浒大败后东北这块地方便脱离明朝管辖了。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即北京),蒙元灭亡。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东北,负隅顽抗的故元残余势力,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迫使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于是洪武四年(1371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朱元璋为了向北推进,在 “慎固边防,翼卫王室”的思想指导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如封燕王于北平、封韩王于开原、封宁王于喀喇沁、封辽王于广宁,其目的是 “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占据金山(即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喇张、也速之等故元残余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蒙元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关于建洲女真(即努尔哈赤的祖先)

建州女真大约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大多集结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经常袭掠朝鲜境内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扼制其向北发展,骚掠朝鲜 于永乐元年十一月诏设建洲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并遣千户王可仁等至朝鲜招抚女真。永乐二年置奴儿干卫、七年四月又置奴儿干指挥使司,先后置卫所一百八十四,凡来降者均加官,授印绶,赐耕地。1406 年(永乐四年)猛哥帖木耳“入朝鲜庆源界抄掠”在朝鲜的境内大肆活动,结果被朝鲜军击退。 明永乐八年(1410年),建洲女真斡朵里部酋长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耳率部从牡丹江西岸南行至宁古塔(今海林市旧街乡)定居下来,这一支女真在历史上被专称为建洲女真。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毛怜卫的居民。猛哥帖木儿所统斡朵里部人世与胡里改部为婚,两部关系密切。所以当因在“庚寅事变”中参与“寇庆源府(朝鲜地名)”,畏朝鲜卷土来攻,亦于 1411 年(永乐九年)率部众迁到凤州地面

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故元鲸海千户所速哥帖木儿、木达哈千户所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所皂化自女直来归”开始,大明对这些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辽东,编入辽东都司所属卫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驻地,还供给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赏赐,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的。如洪武十七年(1384年)六月,“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衣、钞有差。”、永乐六年三月已未:“喜乐温河、钦真河等卫女直野人千户喜省哥等来朝,自陈愿居京师,赐袭衣、彩币、牛、羊、薪、米、居宅。” 、永乐七年六月丁未:“敷答河千户所镇抚弗里出、忽儿海卫镇抚火罗孙、皆自陈愿居东宁卫,从之,命礼部给赐如例。” 、永乐九年四月乙酉:“友帖卫指挥亦令哈,建州卫千户牢若秃等愿入开原及自在州居住,从之。”、永乐九年六月癸巳:“卜鲁兀等卫千户团脱等奏,愿居安乐州,从之。”、永乐九年九月癸酉:“建州卫千户囊纳哈等来朝奏,愿居辽东快活城,从之。”等等,这样类似的记载在《明实录》中是随处可见的。

并且,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大明政府把这种优待安置政策制度化,“兀者右等卫指挥千百户贾你等奏,愿居辽东三万等卫,从之。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命所在官司给之,自后愿居边卫者,赐予准此例。”

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最远只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永乐时,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转向北方,除了征抚蒙古外,更加强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帝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况,亲自找女真人询问地方风俗人情]。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派遣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永乐二年(1404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悉境归附”。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于是设置奴儿干卫,以把刺答哈、阿刺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胪寺等为千户所镇抚,随后设立了一百多个卫所。永乐七年(1409年),奴儿干卫地方官员忽刺冬奴等人来朝,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儿干都司” [81],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根据《明实录》记载统计,从永乐初到嘉靖时,前后在上述地区共设立三百七十个卫,二十个所。今天,明代设置的卫所早已废圮,但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官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修建永宁寺时刻的石碑《永宁寺记》,以及宣德八年(1433年)重修永宁寺时又刻的《重建永宁寺记》石碑,详细记载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另外还有《昭勇将军崔源墓志》记载,“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正统元年,奉敕抚安忽(刺)温野人”,以及《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记载,宋国忠的高祖宋卜花,曾在明初奉命招谕奴儿干的事迹。这两块墓志反映的事实和永宁寺两块石碑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有力说明明代在奴儿干设官建置,这里是我国疆域的一部分。

) “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看守地方”。“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的政策。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都必须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如果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委任状)、增加赏赐等,则要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有《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塔山左卫之印》,以上的“印信”,清楚表明了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最好的历史物证。

明朝政府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都要“以时朝贡”,所以“自永乐年间俱来朝贡”,直到后金建立前从未停止过。所谓“朝贡”,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卫所的官员要按朝廷指定的期限赴京述职,报告地方情况,同时还要向明朝政府交纳贡赋,明廷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实际上是向女真征收的赋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随着卫所不断增设,赴京朝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据统计仅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京的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卫所的朝贡人员到京后,由会同馆负责接待,凡女真贡使“俱在此馆安顿”。明朝皇帝接见贡使时,贡使除了报告所辖卫所的情况外,便向朝廷贡献方物,贡品皆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皮、毛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明廷对朝贡者按照官秩大小授给抚赏,贡品给予回赐。各卫所贡使来京所带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朝廷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女真地区。由此可见,朝贡除了政治作用外,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女真地方的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和汉人以及东北各族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马市开设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当时明廷应蒙古福余卫的请求,“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由于前来马市交易的人很多,所以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政府正式开设马市,派千户答纳失里等主持马市事务]。时马市有三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 。以后马市贸易不断发展,又陆续开设一些马市,天顺八年(1464年)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成化时在古城堡南对海西女真增设马市一处,直到嘉靖二年(1523年)迁到庆云堡北。万历初年,又在清河、■阳、宽甸增设马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义州开设木市。

明朝政府对马市管理十分重视,并有许多具体规定,据《辽东志》记载:“夷人买卖,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各夷将马匹物货赴官验放入市交易,不许通事人等将各夷伪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亦不许拨置夷人以失物为由诈骗财物,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纵容无货人入市,有货者在内过宿,规取小利,透漏边情,违者俱问,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 马市也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两者区别是“凡马之到市者,官为收买之,其余听其售于诸人”。明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称之官市;女真和各族人民间的交换“食用之物”,称之私市。马市贸易很繁荣,交易的商品,来自蒙古和女真的,有各种牲畜、皮毛、人参、药材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有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明廷派官管理马市贸易,初期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到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改定“马价”,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了检查入市货物,还要征收商业税,叫做“马市抽分”。而且对女真前来马市贸易的各卫所首领还给“抚赏”,以资奖励。

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马市贸易。因此,万历年间马市增多,交易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史籍记载不多,但是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抽分清册”,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马市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这些“抽分清册”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马市开放的日期,不再是以前每月一次或两次,每次五天,而几乎成了日市,每天都开放交易;二是此时明朝政府对马市货物征收的商业税增加了,有的增加几成,有的成倍增加 ;三是女真前来马市交易的人数增多了,每次入市的人少则数十,多达数千,如海西女真部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一千一百人 ,建州女真朱长革等一次进入抚顺关互市的就有二百五十人;四是输入女真地区的商品,突出的是大批的耕牛和生产工具,根据《抽分清册》记录统计,运进海西女真的耕牛二百一十六头,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因为是残档,反映的数字是不完全的,但是从以上各个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明朝和女真马市交易的特点与变化。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来往更为频繁。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蒙元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和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驿站的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地区的交通运输,永乐十年(1412年)自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就设了满泾等四十五站。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建立船厂,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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