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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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B]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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