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刁民到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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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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