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家思想探索:《韩非子》联想之五[主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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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道第五


俞志慧说本文在文体和主题上都与上文《爱臣》十分一致,本人十分赞同,俞先生的韩非子注解非常好。“主道”就是君主之道。韩非这里所说的君主之道我认为核心是御下之道,统御之道。而道的概念应该继承了慎到的概念,即与道家所说的道为统一概念,但其具体的内涵却变了,道家的道大概是说万物终始的规律,韩非的道在本篇则专指君主作为君主的学问,并将道家的无为作为君主之道的重要方法。本人认为韩非本篇即讲了君主的无为,也讲了君主的有为,并认为君主的无为有为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但韩非阐述的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如 “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古语高度简练概括,这句话不是放之四海而正确,它的适用范围只有极窄的象限。在通常情况下,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就是一句非常愚蠢的话,预知详情,请跟我研读此篇。

主道篇分为三个自然段,本文也跟着按三段来评说思考。[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这是标准的老子之道的阐述,那年头还没有更准确的语言来给道下个定义,于是老子就用比喻、表象来说道,只有智者才能领悟,可能当时普通智商的人只能把道理解为一粒种子那样可以看得见的事物初元。老子说道是无形的,其实是说掩盖在事物表象背后的客观规律,规律这东西要考分析、概括、提炼方能认识,但那个年代没有这些词,老子自己认识到了,表达出来就只能说无形了。‘是非之纪’说得好,一下子就把道承接到法家思想之中了。[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明君嘛,作为明君那都是把握住了事物的规律,抓住了治理纲纪的要点,或者是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韩非说就要象道家学说那样‘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乃空也,就是君主的内心要空出来,也就是不带有个人成见、个人喜好,同时要静,就是不能感情用事,不是说心静自然凉嘛,君主心静也自然能认清事物本质。这里的‘令’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操作、规划、处理,自命和自定其实是说人做事要沿顺事物自己固有的规律和属性,该是啥就是啥,鹿不是马,马不是鹿,如此而已。这样,君主就能‘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君主只掌握道就行了,具体的事情让臣下们去办,是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如果从组织分工和领导者技能的角度看,这是含有一定科学性的话,但在今天看来都是感性的这么一说,缺乏完整严密的科学性,用今天不同管理层次的领导者技能层次图就比较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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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还有一定道理,但要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则有些劣性文化的味道了,这句话是下文里面的,到时候再评价。

虚静可做到守始以知万物之源,那又如何做到虚静呢?韩非同志是这样阐述的: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就是看君王的脸色行事的意思,迎合君主的欲和意,中国人就这个性格太要命了,任何人事、组织、政治方面的学问都无法绕开这个特性。如此本人上述对虚静的解读应该适合韩非的本意。所以说君主做好虚静的功夫,就是去好去恶,尽量消除君主个人喜好对臣下的影响,这样臣下就自然表露出他的本色,具体点说就是君主有智慧但不首先表露,臣子的智慧自然可以无顾忌的表达出来;君主的行为都是有益的(善行),但从不自我标榜显示,这样就可以观察臣下的行为真伪善恶;君主有勇气而从不呈现,而让臣下充分发挥勇气。这样就能很好地发挥臣下的智慧、功德、勇气。用韩非的话说就是:“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

[故曰:寂乎其无为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无为的好处即在此处,于无声处,此处无声胜有声。达到了下面的效果,即:“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这种无为很可怕,相当于开弓不放箭,就在这耗着,的确让人紧张,不知啥时候箭就射过来。其实还有个前提韩非没有说,那就是必须让大家知道箭可以射死人,如果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箭射死人,您怎么开弓估计也没人感到害怕。所以无为的前提还是需要有为的,杀个鸡给猴看,徙个木立个信。如此而已。

这里重点我想说的是韩非的这套理论里面有个可怕的、糟粕的、散发着恶臭的文化怪圈。这种君主无为之道虽然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却培养出一种群臣竦惧的文化,这种文化好不好?对那些奸佞奸臣当然好,但如果发展成整个国家政治风格恐怕就不怎么样,作为君主一方面用无为来充分发挥臣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方面又使臣下竦惧,这是一对矛盾。恐怕现实中不好调和,竦惧的臣下如何敢放开手脚一展才华?可能吗?假如是我我肯定不敢,谁也不是傻子都得多留个心眼,必要时也要藏拙啊,这样的上上下下文化氛围,正是唐末黄巢得以做大、唐中央政权逐步削弱、藩镇割据逐渐形成的原因之一,看看唐史都会有所体会的。

接下来的结论性语言,感觉更是偏颇,比如这句:“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在那个年代大约是真理,放到今天这就是不讲理啊!臣下的功劳最终都是君主的,臣下的罪过却要臣下自己来承担,比如汉代晁错,削藩于国于君有利,但最后的牺牲品却是晁错,这种文化积累下来就成了这样的气候:多栽花、少栽刺。难道现在不是这样吗?你敢打黑除恶?刺栽的太多哪有弘毅之士的好结局?曾国藩曾经慨叹:“大冶最憎金踊跃,世间那堪有奇才”。如果不是有吞吐天地之志、胸中蕴含中华大地的人,是不会对此扼腕而叹的。老婆孩子、名车好房,生活多美好!赶上好时候了,整天忧虑这些真是没病找病啊!这还算不太要命的,且看韩非下面这句:“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您简单的看字面的意思,感觉世界全乱套了。其实这句话也是有其存在理由的象限的,这是我一贯的论点,任何理论都需要能够被证明,同时也需要被证伪。也就是说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发挥作用的条件限制,离开这些条件,理论就不再是理论。比如木桶理论,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但很多人已经发现了木桶原理的悖论,比如打造核心竞争力,什么是核心竞争力?通俗的说就是一招鲜,千招会不如一招鲜,用木桶原理就仍无法解释。“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将不贤、不智理解为不首先表现出贤德、智慧,就有道理,因为这样可以不限制臣下的贤德和智慧的发挥。这的确是贤主之经。如果不做这样的解释,这句话基本就是乾坤颠倒了,没有证明和证伪思维,基本上可能会被这句阐述不健全的话误导。另外,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这句话拿到现实中应用,其效果可能千差万别,就不会像这句理论本身那样迷人了。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和他的儿子二世,这区别可谓天上地下,始皇帝是装的不智,他那个儿子却是真得不智。所以可以看出韩非这里说的不智并不是说君王没有智慧,那么君王的智慧从哪里来呢?纵观《韩非子》全书,他也没有述及,这应当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韩非具有今天的知识水平。


下面这段话本人理解基本是韩非在阐述虚静无为、以暗见疵的方法,或者做法。算是对虚静无为的应用进一步阐述。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开头又来个高深的大帽子,其实也不深,道的最大特点(或者说难点)是无法用眼睛看到,规律性的东西得分析归纳才能感悟到嘛;道的应用,物化到具体各种行为、事物中后,最难被君主全部感知到,因为一个人的眼睛、耳朵所搜索到得范围有限嘛。所以需要君主“虚静无事,以暗见疵”。具体如何做呢?韩非说要“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我的理解就是不要轻易表态的意思,先假装没见到、没听到、不知道,实际心里要有数。看来当君主都要善于装孙子,呵呵。后面韩非果然这样说的:“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 参合阅焉就是心中有数、暗中观察。然后暗中使用御下之术来掌握事情,感觉接下来的这些术,用不好消极作用很大,用好是门艺术。比如不让官员互相通声气,君主布置任务单线联系等,这些方法能够使下属的一些真相暴露,但也有个适用范围,有些工作就是需要广而告之才好,基本原则我看应该是这样,出于公利的事情,做好保密工作,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让他知道,这是能够被属下理解的。如果是出于私利就很难说了,这将形成一个非常不好的文化,欺上瞒下,原来是从君主开始的。有些事情的确不能让下属知道原委,探寻分析出端倪,这样有利于保密事项的顺利开展,比如组织人事在公布前就是秘密,股票上市信息发布前的方案策略就是商业秘密,这是正确的,但所有的事情都这样搞就乱套了,这种辩证的看问题韩非时代似乎缺乏了。如果不做好这些保密工作,结果韩非说了:“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虎就是敢窃君权的悍臣,养虎为患嘛,贼就是奸佞奸臣。春秋时代弑主夺位的事情屡屡发生,韩非这样说的确能与君主共鸣。

除了保密隐藏之术外,还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这样国家就不会有虎一样的臣属。君主做的高深不可测,并加强考察考核,严格依法奖惩,就会杜绝奸臣行为,国乃无贼。

以上是君主蒙蔽臣下之术,反之君主受到的蒙蔽有五种(五壅):臣下使君主的消息不灵通;臣下多制备自己的财力;臣下擅自发号司令;臣下多行仁义的行为;臣下任用自己的人、树立党羽。这五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君主不利,韩非分别阐述的这五种蒙蔽对君主的害处,不做一一翻译。值得商榷的是臣下行仁义,如果这个君主处于自己的权力影响力考虑二加以控制,消极作用可能最大,在今天这是应当批判的错误做法,不行仁义你控制,行仁义你有控制,一切从君主的权力利益出发,这是覆乱家帮、自减羽翼的做法。


第三段相当于总结、总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这种道家思想与法家之术结合,君主在无为中有为,在有为中无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人思考联想,认为政治上术和德要二者兼备,否则术有余而德不足,也是取乱之道,须知一种文化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一把手,你带出的作风是啥样,整个朝廷就是啥样。阴暗需要阳光,阳光也离不开阴暗。殊途同归,皆为了国家政治稳定与发展,如果与这个结局相悖,就是错误的应用。静退是宝,进去也是宝。法家最大的缺失就在术派和势派不注重德的修养。

“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刘邦就是这么做的,很成功,但这里有个矛盾,就是君主的能力来源问题,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看刘邦是不亲自操事了,但他当皇帝前可是阅历各种事情,亲为亲历浴血奋战,经验能力都是在这里锻炼出来了,后世养在深宫中的皇帝就难了。什么都不懂,往往被人家指鹿为马,还如何知‘拙与巧,福与咎’?实践出真知,这个道理在那个时代没人懂得,宋徽宗知识可谓渊博,算不上博览群书也是读书万卷,绘画技能堪称上乘,但治国理政一塌糊涂,不经社会丰富的阅历积累,如何能做到“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做不到的。昏君往往只是听臣下的言语,往往巧言花语,说的堂堂皇皇,利弊得失似乎皆有道理,如何决断?只有实践经验才能判断,才能实事求是,温总理在当总理前就跑遍全国1800多个县了,没有这些支撑如何当好总理?所以,韩非这里说的仅仅是个理想的境界描述,能够实现之还是要靠亲历亲为,实践出真知、出才能,而仅靠书本教育则不能。接着韩非阐述,既然君主不自操事,那君主操什么?就是赏罚,事情归臣下做,而利益分配权由君主来做,这是抓住了根本。感觉明代嘉靖皇帝做的比较彻底,常年不上朝,整天炼丹修道,还给自己封个什么万寿帝君,但他有两样却紧紧抓在手里,一是全国的钱粮财富、一是官员的任免权。大概是这两样,有点忘了,记性不好,呵呵。

“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应该是名句,赏罚公开透明才有作用,搞私下的小动作,这就不是明君了,君威君利都将所持不久。纵观韩非的本篇君主之道,从头到尾是小家子气的和臣下纠结较劲,虽然有合理有价值的部分,但题目明显太大,如果起个“君主御下之道”就合适了,须知君主之道不仅仅是御下,战略决策、高瞻远瞩,组织规划,调动积极性、知人善任、明察秋毫、率先垂范、贯彻落实、督查考核等等等,韩非都没有述及。明显带有韩国腐朽黑暗政治的影子,也就是说主道缺少阳光之术。




本文内容于 2012/3/29 17:47:49 被小编a1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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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原来的思想文明被强势的君权思想剥夺了应有地位和权力。加强了君威。懦弱了人民。所以人民的自发组织思想,组织能力也越来越低下。一盘散沙往往是中国人最写实的写照。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法制构建思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设置。而且往往为权威理论寻找开脱理由。以至于人民权利思想的灰飞烟灭。

温兄花心思了,本篇是韩非的对君之道的理解。这篇文章影响了不少人,不仅仅是为君之道了,恐怕很多做官的也以此作为为官之道。搞得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搞得下面人伴君如伴虎。但是恐怕很多人只是看懂第一段而没有深入体会第二段,第三段。

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精华在第二和第三段。

第二段

“见而不见,闻而不闻,

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

察其言,观其行,对手下的工作不加干涉,但必须了解情况,仔细分析他得所作所为,以得出手下品德和能力水平的判断。

同样“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

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行令,

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

对下属不能放任自流,尤其不能任其行,或者被其蒙蔽,一定要洞悉其行为思想,做出合适的处理,否则将会有“五壅”

这对我们广大的一把手是一个教训,很多时候,都是自身没问题,但其亲友下属违法乱纪,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酿成大错。

因此韩非这段值得这些领导干部借鉴。

第三段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

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

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

这段也有道理,法家的原则就是赏罚分明,这点韩非非常坚持。下属有功绩则赏,公赏,但不得“偷赏”就是不要私人恩惠,而下属有错必须惩罚,而不能赦罚,就是不能放过错误的行为。这点放在现在,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罔顾党纪国法,应该严格要求和公正对待下属。

现代社会,讲究透明度,因此这篇文章前一段恐怕不太适用了,但是后两段,对现在,尤其是上级部门和领导们应该有借鉴作用。

我觉得韩非的这种控制和我们通常说的管理下属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么说不是完全反对韩非的这些御下之术,作为一把手,即要明察秋毫,又要阳光信赖。如果你带出了一个上下互相猜忌、互相蒙蔽的文化氛围,看看唐末、宋末、明末、清末,民国刚刚起步就是一个朝代末期的气象,都与这种君主御下之术有关。最鲜明的对比可以拿解放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老蒋的管控不可谓不狠,共产党这边的管理也不可谓不狠,但就是明显的两种泾渭不同的文化。看看老蒋的御下之术,全是腐朽的东西,韩非所说的这些东西,尽管含有价值,但在根本上是糟粕。

为政,我认为以同心为第一,不在这上面下功夫,只在驾驭控制上做文章,最后你控制的过来吗?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最后千呛百孔、到处漏雨,我身边就有实例,当中层领导时,独领一个企业,这个领导很严格、公正、阳光,业绩突出。被集团领导赏识,准备提拔他当集团副总,不幸的是他在这个上升中遇到了这种御下之术的集团老总,谈话是一句话不谨慎断送了前程,多年的业绩抵不上一句不假思索的话,这是一种什么文化?以前没有找到根源,现在看就是韩非同志留下的腐朽没落的东西,结果这位中层深深吸取教训,迅速在痛苦中改变了性格,于是在他手下做事的开始和他同样倒霉了,冷眼旁观,深深觉得这是一种变态。

想想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其内部矛盾很少有这种君上臣下的互相控制反控制的博弈,也许是秦人性格简朴、思想不那么复杂,或者商鞅的愚民之策发挥了作用,但那是对民众,不是指士大夫阶层。赵高以前秦国基本就没有奸臣做大的土壤,人无完人,穰侯算是比较小气的,但也没到历史给他定位在奸相的地步,为什么一朝出了个赵高?个人觉得秦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开始深受韩非思想的影响,秦始皇开始御下,群臣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赵高弄权无人能抵挡似乎就说明问题了,感觉此时的秦国官僚皆是唯唯诺诺之徒,没有一个血性英雄、有思想的贤士,李斯嘛,治国才能不错,但在识人上似乎迟钝。秦始皇尽防着大臣门了,却培养出了一个新的蒙蔽自己的人群——太监们,看来,在权力社会,你把权力给谁,谁就有可能成为蒙蔽你与你分庭抗礼的人。资本主义呢?大概是你把钱给谁谁就可以灿烂。说的多了,立体远了,本人中心思想还是术与德要兼备,而且认为术要讲阳谋,不能阴谋,林彪四人帮就有点过于阴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当年的同事们毫不客气的弄掉他们,有人说乱世需用重典,认为现在黑社会腐败很乱,这个说法正确与否咱还是拿事实说话,王某某把自己打倒了,为什么?和平时代看来下药也不能太猛,反腐败任重道远,下药要科学。中国的社会,没有一把手下狠心,什么文化都竖不起来。

呵呵,温兄言之有理,韩非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人治社会,君主对国家来说是独裁者,大权集于一身,因此对君王的要求很高了,不但要求其有大智慧,大气魄,高瞻远瞩,而且还必须会用人,用好人。

这点,其实在中国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的,因为只要是人治,必定有所谓“主道”之说。而现在的中国,我想还是“人治”观念泛滥。正如你说的,很多优秀的干部因为一把手的一言一行而断送前程。

当然,在法治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主道既是民主之道,对公务员和官员的监督,将以国家机关和群众监督为主。而不是依靠个人能力来御下。

所以商鞅一直是强调“法”,要求令出必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罚分明。他主要是针对当时掌控政权的贵族阶层。“势”和“术”,是人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官僚阶层日渐庞大而产生的,“势”和“术”正是君主针对这个庞大的官僚阶层的控制手段。

在中国,从人治到法治,任重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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