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被后世定性为“汉奸文人”,是“被”脸谱化,还是他自己失足?

拉萨的树 收藏 1 221
导读: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重读二张”(另一位是张爱玲)渐成热潮,关于其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已算多泛。张资平在现代文学界知名度颇高,缘由乃是他曾为毛泽东笔下两位“汉奸文人”之一(另一位则是鲁迅的胞兄周作人)。因此,笔者在这里对于他的生平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们学术界所关注的却是“第三个张资平”——即1937年参加“兴亚建国会”并担任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的“变节者”张资平。而他变节投敌则是好友郁达夫在1940年4月19日《星洲日报·晨星》上揭发的,郁达夫在文章中训斥其为“丧
近期热点 换一换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重读二张”(另一位是张爱玲)渐成热潮,关于其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已算多泛。张资平在现代文学界知名度颇高,缘由乃是他曾为毛泽东笔下两位“汉奸文人”之一(另一位则是鲁迅的胞兄周作人)。因此,笔者在这里对于他的生平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们学术界所关注的却是“第三个张资平”——即1937年参加“兴亚建国会”并担任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的“变节者”张资平。而他变节投敌则是好友郁达夫在1940年4月19日《星洲日报·晨星》上揭发的,郁达夫在文章中训斥其为“丧尽天良的行为”,继而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又对其点名批判,[ 毛泽东批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中共报刊上又再次点名批评张资平与国民政府推崇的“民族文学”:“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第六版)]使得张资平文化汉奸之名扬名海内外,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抗战结束后,胡适、陈立夫均拒绝为其说情,他险些身陷囹圄,几乎成为流落上海滩的流浪汉,但是1949年之后没多久,他旋即因“汉奸罪”被投入监狱,最后死于狱中。

投敌之前的张资平却不太为学术界所关注,笔者认为,投敌前的张资平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2年作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的他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至1930年他完成小说《天孙之女》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张资平是一位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言情小说作家,其代表作《梅岭之春》、《糜烂》与《青春》等作品风靡当时的少男少女,堪称中国“青春文学”之鼻祖,由于是留日学生,其文风又多受谷崎润一郎、厨川白村等日本唯美主义作家影响,颓废而又哀艳,其作品一时一版再版,遂在上海文坛暴得大名、陡然而富,甚至还购置了别墅作为专门的创作室。

1930年,张资平在邓演达的推荐下加入了“第三党”[ 第三党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1935 年11 月,该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1 年3 月,该会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1947 年2 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别名,次年邓演达遭到国民政府当局的暗杀),这是“第二个张资平”创作生命的开始,其中期代表作《天孙之女》一改以前的哀艳风情,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笔触,用日式的唯美主义辛辣地讽刺了日本军队的暴虐、偏狭、淫乱与愚蠢,兽性大发时甚至连自己将军的女儿都不放过,[ 苏雪林对此书颇有微词,她评论称:(张资平的)作品中常有作家不良品格的映射。一是欠涵养,譬如他憎恨日本人,对日本人没有一句好批评,作《天孙之女》乃尽量污辱。其人物名字也含狎侮之意:如女主角名“花儿”又曰“阿花”,其母与人私通则偏名之曰“节子”;其父名曰“铃木牛太郎”,伯父则名“猪太郎”。书中情节则陆军少将的小姐沦落中国为舞女,为私娼;大学生对于败落之名门女子始乱终弃;帝国军人奸骗少女并为人口贩卖者,巡警在晒台雪中冻死小孩,以及妓院老板凶丑淫乱的事实,均令人闻之掩耳。听说此书翻译为日文登于和文的《上海日报》,大惹日人恶感。为惧怕日人之毒打,张氏至不敢行上海北四川路。其后又曾一度谣传他被酗酒之日本水兵殴毙云。(见杨昌溪《文人趣事》)我并不愿替日本人辩护,但我觉得张氏这样丑诋于日本人痛快则痛快了,他情绪中实含着阿Q式的精神制胜法成份在。见于苏雪林,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载于《青年界》,1934年6月,第六卷第二号]此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堪称国内抗战文学之滥觞,面对日本人的横蛮,张资平曾痛心疾首地感叹“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地不讲道理。”[ 德娟,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现代文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31]

该书出版后,三年里再版五次,甚至还被译介到日本去,引起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日媒把张资平的照片刊登出来,意图号召在华日本人“寻仇”,很长一段时间张资平都不敢在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租界区活动,害怕遇到暗杀(见右图)。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张资平又根据1932年底的淞沪抗战创作了小说《红海棠》,讲述了上海市民遭受战乱的痛苦,该小说发表后,大大鼓舞了人心,张资平成为了当时颇具盛名的“抗战作家。”1936年,他又在《东方杂志》上直指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第一步,先略取满州以控制内蒙。第二步,略取内蒙以控制华北。第三步,占据华北,以黄河为境,俯窥长江流域。”[ 张资平,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1937]期间,他还撰写了《欢喜坨与马桶》与《无灵魂的人们》两部抗日小说,并遭到“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之书面及口头警告。”[ 张资平,张资平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

如果照此路数发展下去,张资平应该会成为“抵抗文学”中的领军人物。抗战军兴时,他跟随着其他学者奔赴广西大学任教,结果日军轰炸广西,自己又遭到同事们的排挤,旋遭广西大学的解聘,不得已他又从广西躲避至越南,最后乘船从越南回到了上海——选择回沪的张资平等于在逻辑上终结了自己“抗战作家”的生命,“第三个张资平”遂粉墨登场,“汉奸”这一头衔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文学贡献所给他带来的名声。

回到上海的张资平开始遭到“吉斯菲尔路76号”日军特工总部的骚扰、恐吓与利诱(日军希望通过他的“变节”瓦解中国的抗战知识分子阵营)。开始他是非常坚决地拒绝,后来不堪其扰的他只好屈服,允诺只担任伪“农矿部技正(工程师)”这一虚职。自此之后,生性孱弱的张资平终于一步错而步步错——一方面受到良心的煎熬(他曾辞去日中文化协会出版部主任一职),一方面又面临生命的威胁,于是便在威逼利诱之下逐渐走向变节。虽然只在伪政权内“被迫”做到“伪中央研究院”地质学研究员,但是由于之前其知名度太大,且又在日军淫威下“为求自保”而未能“以身殉国”,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汉奸”。

笔者在这里详叙张资平的创作生命及其分野,乃是为了审理《絜茜》月刊的创刊背景及其思想主潮。

《絜茜》创刊于1932年1月15日,通过张资平的上述经历我们可以知晓:在创作上,此时的张资平正是因为《天孙之女》大红大紫时,人生中最华美的一段刚刚启幕;在政治上,他又是“第三党”的新成员,而且该刊创刊前一个月的11月29日其好友兼“入党介绍人”邓演达又遭到当局暗杀,甚至在该刊流产的“第三期”预告中还准备刊发邓演达的遗稿——因此,于情于理来讲,作为《絜茜》主编的张资平此时都没有做“御用文人”的可能——准确地说,当时的他对于国民政府当局是充满不满情绪的。


本文摘自《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国内第一本关于民国期刊杂志“失踪者”的钩沉性著作,韩晗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