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批林批孔运动制造声势,1973年9月8日,迟群按江青的指使,背着中央,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率先打出“批孔”旗帜。他在会上说,这是部署性的会,不但教育战线要批孔,其他战线也要批,中央现在还没有班子,你们的材料可给我们。


与此同时,迟群、谢静宜积极搜罗批林批孔材料。他们在江青的指使下,到林彪居所毛家湾去搜查,寻找林彪与孔孟、儒家之间的所谓联系,终于由梁效的秀才们编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江青看。迟、谢二人在后来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谈到了有关编写这个材料的情况:


迟群: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批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工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很好的一些建筑,一些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


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是意共产党员,他来华拍片是周总理批准的,他拍的《中国》并无错误。而这天正是周总理在主持会议,江青一伙的用心可见一斑。出席会议的江青也不时插话,好不得意,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把江青捧上了天。而江青更是趾高气扬,将到会的“尊孔”的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着近两万人指责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指郭沫若的旧作《十批判书》,当时社会上盛传毛泽东有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中有一句便是“‘十批’不是好文章”。——笔者注,羞辱这位文坛老人。郭沫若后来对夫人于立群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对这次动员大会,江青甚为得意,掩饰不住地哈哈大笑:“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


除了布置梁效等写文章“批林批孔”外,他们还嫌秀才们的分量不够,特别是不能从“堡垒内部打出来”,于是仍以郭沫若为对象,拉拢他企图从另一侧面攻击周恩来。那次大会以后,张春桥专门来到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住宅,逼迫他写文章,要他承认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叫他在文章中“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执意不从,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肯写影射周恩来的文章。


过一段时间,江青也亲自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她同样是逼郭沫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判安东尼奥尼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和她说话,她却东拉西扯纠缠了3个小时才走。当晚,郭沫若就开始发烧,医生上门诊治,给他打针,烧仍不退,赶紧送到北京医院,此时体温上升到39摄氏度多,神志已经不清,诊断为肺炎,好在被抢救过来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是遵从“四人帮”旨意,“批现代大儒”、“批宰相”的急先锋和主将。他们炮制的文章、编写的材料有:《林彪与孔孟之道》、《孔丘其人》、《赵高篡权与秦王朝的灭亡》、《读〈盐铁论〉》、《“克己复礼”再批判》、《再论孔丘其人》等等。这都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文章,而是多有所指和别有用心的政治文章。


1974年2月20日,迟、谢指使梁效用不同的笔名,在《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8篇批林批孔文章,继续围攻周恩来。2月26日,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写作班子布置传达了江青给出的3个题目,其中之一是《孔丘其人》。迟群传达了江青对这篇文章的具体要求:要突出两点,一是孔丘稍一得势就杀人,杀少正卯;二是孔丘到处碰壁,还要写上“孔丘压迫妇女”。迟群说,文章要“写得生动、深刻,不要太长”,“要在5000字之内”,在“3月8日以前完成”。不久,稿子写完送给迟、谢,他们一看,说:“还差得远呢!”迟群点着秀才们的脑门说:“文章要写得更深刻,更生动活泼,要把孔丘写得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要写得好,3月8日以后写成也行。”3月8日到了,迟群再次向他们布置:“要集中揭露这个人,但又不要孤立批孔丘,要和我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历代反动派、党内机会主义头子要抬出来……要在孔丘的家世上做文章,把孔丘的祖父、父亲的姓名写出来,注上音,以说明孔丘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不适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梁效按照迟群的意见又写了一稿,但江青仍不满意。她拿眼瞪着迟群说:“《孔丘其人》你们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我另找别人。”迟群只得把稿子拿回去赶紧修改。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江青点题授意并经过江青、姚文元审定的《孔丘其人》,写作组炮制的这篇文章,通篇并不着墨批林彪,而是别有用心地说:“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在他71岁、重病在床的时期……”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头衔硬加在孔丘头上。文章特别突出了江青交代的“针对性”、“现实感”。这次江青面有喜色,连声夸奖:“写得生龙活虎。”


迟群听后,很是得意,继续表白道:“有人问我,《孔丘其人》中的孔丘指谁?我说,你看着像谁就指谁!”谁都知道,当时周恩来总理差不多这个年龄,而且积劳成疾,身患绝症。梁效的文章正是影射周总理。


和《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署名罗思鼎写的《评〈吕氏春秋〉》,是另一篇以吕不韦这个“宰相儒”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姚文元在布置罗思鼎写这篇文章时,特别指出“这是一篇政治文章”,重点是批“折中主义”。1974年2月4日,姚文元又就这篇文章的写作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折中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3月5日,姚文元在催促这篇文章快些脱稿时,又强调:“不写为学术性的。”定稿前,姚文元对文章亲自作了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阅”定稿。文章中说,地主阶级力量壮大了,吕不韦尊儒反法不得不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用杂家的面目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文章特别提醒读者:“这种以折中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可以看到。”


这年的9月8日,迟群召集梁效成员,作了一番“影射史学”的纲领性讲话。他说:今天主要是讲古为今用的问题,即“研究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现实意义,有一条比较清楚,古今一致的东西”。“现实意义”还有一条,就是“解决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感兴趣的是第一条,紧扣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然,研究它干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不要以为在结论上有了定论就可以了,有些问题结论很简单,主席说‘古为今用’四个大字就解决了,但具体的要有历史方针。不是不清楚,大家面前对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往里一深入,就遇到一些问题。这不是不可解决的,就和其他领域里的观点一样,如三十年代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一样。”


迟群还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了写作班子的纪律:“要保密,过去已经发生了几起,轻了,既往不咎。在这个班子,更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中央抓的班子,不准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已经得到的精神已经了不起了,大家不要背包袱,背有利条件的包袱,出了名,就不太检点了。……中心一句话,夹着尾巴做人。”


梁效等写作组编写了大量的影射史学的文章,江青则怀揣着个人目的,四处“送材料”,真有点自产自销、兜售独家秘方的味道。在上海滩混迹于舞台的江青,一夜间成了无文不通、无史不晓的历史学家,的确让人吃惊。但是当你知道了她背后庞大的写作组为她提供材料时,你就不会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