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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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B]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B] [B]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B]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

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土民族军”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力量联盟的产物。“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机,进一步减弱了。


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籍),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尽管易帜后,中共派去了来自解放军入疆部队的汉族政委,但是“改编民族军”可不像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那是要看“苏联老大哥”的眼色的。直到1953年列斯肯调回苏联,1954年第5军被撤销番号,改为农垦部队,“苏联军官领导中国新疆驻军精锐”的问题,才基本解决。但是“民族军”的一些有苏联背景的将领,如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等仍在新疆军区任高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可能?


事实上,当1949-1950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还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泽东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约必须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由于1953年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新疆、东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销中苏联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5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肯等苏籍将领回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等措施,使得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的势力,仍然存在。如到1960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的苏籍干部1047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1962年该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1001人。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47%,其中绥定、霍城两县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是苏侨。(李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不能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


事实上,这二十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件:1942年盛世才回归,1946-1947年苏联放弃“东土”,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及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力的清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这几篇文章之后,我们可以做一总结了。


当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当然含有推翻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的含义。但当时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主要在于它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当时打的,的确是这面“民主”(新民主主义)旗帜,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当毛泽东大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辛亥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总算民主了!老百姓再不受官老爷和腐败衙门的气了!官吸民脂、官逼民反的时代要变成官权民授、官为民仆的时代了!


至于对外关系,一来是人们对国民党主要怨不及此。1949年时抗战胜利的记忆犹在,过去我党曾一再说,抗战胜利就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那还不算对外“站起来”吗?国民党政府虽然忙于内战,未能乘势最大程度地对外强化国权,毕竟如上所述,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成绩的,至少除了受屈于苏联以外,并没有对外再吃什么亏。


那时共产党只指责国民党亲美,但说实在话,除了沈崇事件(无论真相如何,今人一般都承认,苏军在东北比这更严重的强暴事件,多了去了)引起的风波外,当时中国人对美国如果说有不满,主要也就是因为反感专制腐败的国民党而连带反感支持该党的美国,并非因为反感美国而连带反感亲美的国民党。


相反,那时中国的农民对中外关系所知不多,而市民与知识分子对美国本身,无论对她的民主和富裕,还是对她抗战时的支持中国,还是普遍有好感的。


二来更重要的是,政权更迭的确有可能使专制变成民主,但不可能一下子使弱国变成强国。除非是独立战争,内战也不可能直接导致国家对外地位的变化。哪怕新政权可以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但对外的积贫积弱状态,哪是政权更迭就可顿时改变的?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虽然相信新中国的诞生会有助于改变对外积贫积弱,但是很少有人觉得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即便仅就军事而言,即使支持共产党的国人,在朝鲜战争以前觉得中国打不过美国,也是相当普遍的心理。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振奋。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爆发的危机主要是内政的,而非外交的危机,人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源于此,对新中国的期待也在于此。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满怀喜悦迎来的接收大员,却似乎比日本人更腐败。抗战加内战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太平了,却又要遭遇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内战。


内战导致经济崩溃,崩溃中更凸显官僚的贪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人们普遍失望与怨恨。这时共产党倡导打倒“四大家族”,推翻“蒋家王朝”,宣传“实行民主好处多”,自然就凝聚了人心。人们觉得政权更迭后就该民主了,人民就“站起来了”。


以后几十年里,我国在和平、统一状态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力逐渐变强,国际地位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随着所谓的“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那里盛行,“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在一些人眼里成了疑问。于是,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越来越被解释为对外意义上的“中国站起来了”。


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人民站起来了”,仅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站起来了”实际上也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在主权意义上,如何从主权缺失状态变成主权完整状态。


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从弱势地位变成相对强势地位。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也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弱势地位并不见得主权就会缺失,甚至领土缩小也不见得主权就不独立。今天的瑞典、奥地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版图,都比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版图小得多,但其独立毋庸置疑,没人说它们是半殖民地。


相反,印巴分治前的“英属印度”的版图,比今天的印度(以及从英属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等国)大得多,但它却是全殖民地,岂止是“半”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2年废除旧约后的中国,已经告别“半殖民地”而“站起来了”,尽管殖民地的尾巴香港、澳门并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50年后的20世纪末才割掉的。


另一方面,弱势变成相对强势,更非一蹴而就,它甚至不像主权完整那样,由于有个法理标志(废约)可以划出个时间点。而且强弱的判断,也是多维度的。


网上曾经有人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什么时候版图最大”,答案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我上面所述的抗战胜利时,而是北京政府时期的1919年:


那年民国将领徐树铮曾经乘沙俄崩溃,出兵收复外蒙古,分兵直抵唐努乌梁海。接着,民国陆海军出兵俄国远东,中国军舰曾进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乃至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苏联人斥之为“十四国干涉军”之一,当时的中国军人却不乏有民族主义思想、认此次出兵为收复清末我国沦俄故土之机会者。


那时,中国一度控制的土地(并非“地图开疆”),确实达到20世纪之最广,可是,那时中国的实际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岂能与抗战结束时的“四强”、“五强”比?以至于,后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民国时还有这么一次昙花一现的“最大版图”。而这样的对外用兵,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又有多大意义呢?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面对“人民站起来”的问题。而这也和“中国站起来”一样,民国的历史,与其后的历史,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如果说“民族主义”的进展,在民国时期和民国后是连续性的,所谓“罗马并非一天所能建成”;那么“民权主义”的受挫或曰“革命尚未成功”,也同样具有连续性,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民国又一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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