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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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B]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盟国方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1945-1946年,中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空前绝后之举。[/B]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

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盟国方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1945-1946年,中国军队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空前绝后之举。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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