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专家:中国正借鉴德国U-214型发展第4代潜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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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控性能提升促使操控西化。


随着2000年8月13日,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沉没,关于其所在的“奥斯卡”级核潜艇的资料逐渐被披露。在冷战时期被视作顶级机密的潜艇指挥舱的照片中,即使俄制最顶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仍采用原始的黑白与阳极显示器,大量传统机械仪表充斥操作台。这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解释了,俄制的各型潜艇在体积上均超越了西方潜艇的原因。反观早在1968年9月开始建造首艇的德制U-209型潜艇,其装备的4组双屏幕多功能液晶显示器囊括了潜艇可能涉及的全部作战信息。这也成为U-209型潜艇在排水量较之“基洛”级潜艇小近1000吨的情况下,获得了与后者相似的作战能力。同时,通过其广泛的出口成绩显示,其即使不进行类似切断艇体,加装AIP舱段一类的大型改装,也能在原有艇体内进行各种程度的技术升级。相比之下,西方常规潜艇在火控系统方面的优势,无疑是促成这一优势的重要原因。


本世纪初,在西方设想的039型潜艇的作战舱室中(这一设想图当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媒体上广泛转载,可信度较高),中国已经为该型潜艇装备了3套综合作战指挥系统,通过3面多功能液晶显示屏显示所有作战信息。尽管相比同时代的德制U-209型潜艇与法制的“阿戈斯塔”级潜艇,039型潜艇的潜艇操作与作战管理系统仍是分离的,且上存在相当数量的传统机械仪表,但通过与同时期获得的“基洛”级潜艇的对比不难看出,中国已经在039型潜艇上开始了潜艇火控系统的集成化尝试。而通过039型潜艇日后的大量建造与成功使用不难看出,中国的此次尝试是成功的。有鉴于此,作为中国第三代常规潜艇的“元”级潜艇,在尚无证据显示获得更多西方技术注入的情况下,中国在研发该型潜艇时,无疑将继续对其进行火控系统的继承升级。而这一改进持续推进的结果不仅使潜艇的火控系统获得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能使潜艇在艇体体积不大幅扩大的情况下,有效减少人员,提升自动化程度,转装备更多武器,提升整体作战能力。真正获得西方潜艇完全建立在技术进步上的健康发展模式。


3、武器性能提升促使作战西化。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产生的诸多美苏装备都是在竞争环境中,交替产生的。这不仅造成装备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也是一国长期占据某领域内最高水平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即美国一直占据潜射武器的总体技术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弹药本身突出的作战性能,也体现于建立在小型化弹药基础上的多用途。以广泛装备西方各型潜艇的美制MK-48型重型鱼雷为例,该型鱼雷不仅在威力上曾创下单发击沉“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靶船)的记录,同时,其用途也相当广泛。在进行相当有限的技术升级之后,即可适应对各种水面与水下目标的攻击。且攻击范围涵盖了敌方海军目标可能挥动的全部范围。而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对潜艇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作战方式的多样化。而这也成为西方潜艇的代表性性能。


在武器的多用途性能方面,目前中国已经走到了俄罗斯的前面。以中国最新研发的“鱼”-6型重型鱼雷为例,其相比美制MK-48鱼雷,除在射程上稍有不及(MK-48鱼雷的最大射程为50公里,“鱼”-6型鱼雷的最大射程为45公里)之外,在其他几乎全部性能山,均处于同一等级。由此使国产潜艇首次具备对进程水中目标进行灵活打击的能力。而最为新时代潜艇必备的武器,中国的潜射导弹方面的发展同样值得称道。中国在成功研发C-802型导弹,并将其整合到战舰与战机上之后,在本世纪初也成功推出其潜射型号。其总体性能已经达到美制“鱼叉”导弹潜射型的水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以324mm口径的鱼雷,代替了C-802导弹的战斗部,研发了模式与性能均与美制“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类似的国产装备。而后者尽管早在1961年就已装备部队,但其却代表了目前最高端的反潜导弹模式。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在作为潜艇最主要的两种装备,即鱼雷和导弹上实现了多用途,从而为潜艇战力在多用途方面的提升,以及装备风格的西化创造了条件。


欧洲专家:中国正借鉴德国U-214型发展第4代潜艇3

中国常规潜艇仍将兼具俄欧技术特点


在很多西方军事专家看来,“元”级将成为最后一款带有俄制常规潜艇风格的中国潜艇,中国在独立研发第四代常规潜艇时,将采用完全自主的技术模式。逐渐形成一种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已有潜艇模式的自主风格。但问题在于,刚刚摆脱俄制潜艇技术影响的中国,其自身常规潜艇风格将具备怎样特点?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着重强调一点,中国完全摆脱俄制潜艇技术风格,绝不意味着中国在独立研发常规潜艇过程中,对俄制潜艇基础采用绝对的抵触态度。而是采取其可用部分,在适当的领域发挥作用,以自我为主的研发模式,代替之前过于注重俄式技术的情况。因此,所谓的中国国产常规潜艇风格,就是在国产技术框架下,兼具俄欧技术。


1、艇体设计局限使中国潜艇俄欧兼具。


文章在论述“基洛”级潜艇技术局限时,也提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尽管“基洛”级潜艇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但时至今日,其仍保持者很好的作战能力。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俄制潜艇在一些固定技术,即较长时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技术革新的技术上的领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基洛”级潜艇在进行整体设计时的听体选型。


在“基洛”级开始研发的年代,包括核潜艇在内,在世界各型潜艇中尚未确定一种最佳的艇体类型。尽管水滴型艇体早已证明其优异性能,但个别国家却抱着潜艇的水面性能不放,最终造成这一优异艇型难以迅速获得广泛应用。而苏联在“基洛”级之前的T级大型常规潜艇上采用了性能较差的鲸鱼型艇型后,果断在“基洛”级潜艇上采用了水滴型艇体。即使如此,苏联仍进行了大量计算与实验,借以确定究竟应采用何种比例的水滴型艇体。最终,苏联选择了7.45:1这一最佳的艇体比例。尽管该艇型牺牲了一定的水下航速(“基洛”级的最大水下航速为17.5节,而其前一级俄制常规潜艇,即T级的最大水下航速为19节),但却为其赢得了“大洋黑洞”的称号。


相比之下,中国尽管具备了独立研发常规潜艇各种核心装备的能力,但在艇体选型方面,仍经验不足。已经列装的三代国产潜艇的艇体选型均来自已有方案,尚未实现完全的独立研发。而对于目前新研发项目数量过多的中国,对于艇体选型这一“次要技术”完全可以采用已有的设计。同时着眼于中国在潜艇火控、武备等方面的集成与小型化程度尚未完全达到欧洲水平,因此,内部空间较大的俄式艇型无疑更加适合中国。而此时,欧洲新技术的价值在于,使中国能在俄制风格的艇体上实现欧洲工艺,从而实现国产潜艇在各种作战环境中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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