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以我血荐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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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center]我以我血荐蚩尤 文/吕伟明[/center] 《左传》记载:鲁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瓜州在哪里?西晋杜预的答案是:“今敦煌也”。鲁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而杜预为《左传》作注的年代与昭公九年相距约八百年,八百年间,国人对《左传》所指的瓜州即敦煌深信不疑,直到南宋洪迈写《容斋五笔》的时候,还在一则《左传州郡》里断定“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此时,距昭公九年已经有一千

我以我血荐蚩尤




文/吕伟



《左传》记载:鲁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瓜州在哪里?西晋杜预的答案是:“今敦煌也”。鲁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而杜预为《左传》作注的年代与昭公九年相距约八百年,八百年间,国人对《左传》所指的瓜州即敦煌深信不疑,直到南宋洪迈写《容斋五笔》的时候,还在一则《左传州郡》里断定“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此时,距昭公九年已经有一千八百年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题:鲁昭公九年时,周王朝疆域内最西边的封国是秦,秦的势力范围最西端没有越过陇西,因为再向西就是犬戎的地盘,犬戎再向西,是古羌族部落。从羌部落再往西大约一千里,才是《左传》所记的瓜州。《左传》除记下这个地名外,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似乎当时的瓜州是一片不毛之地。然而,既然周人没有去过瓜州,凭什么两千年来学者就断定瓜州是在敦煌的位置呢?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在春秋以前,瓜州曾经在当时中央政权的版图之内。我们向上追溯,在《典》里发现有这么一句:“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三危”便是史书记载中最早的敦煌地名。从这里看出,尧舜时期,敦煌便是失势贵族的流放地之一,恰似宋之崖州、清之伊犁。既然能被流放,必然有交通线,既有交通线能够到达,这一地区便在中央政权的掌握之中,否则便不会有陶唐氏大规模迁徙三苗部族到三危山的记载。可是,尧舜之后,不仅瓜州脱离了中国版图,连夏朝的疆域也仅仅局限在黄河中下游一带。那些曾经的流放地上已经活跃着九夷、荤粥等强悍部族,夏王朝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到了商代,北部的鬼方、东南的淮夷、西方的犬戎已然成了中国的劲敌。夏商周的版图比尧舜时代小了不止一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在上古时期被流放的部族敢于回头逐鹿中原?而在这些部族里究竟有没有华夏民族的真正祖先呢?1987年,张正明提出蚩尤氏为三苗族系主体氏族之论。而据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冰川大量融化,古中华大地东部沿海地区海平面迅速上升,海水内浸,华北地区氏族群体被迫向内陆山地转移,留居山东、河南丘陵的东夷土著,逐渐发展成三苗九黎族群,以蚩尤为君长,发明了文字、冶金术,最先建立了国家。与此同时,西部山地因洪水泛滥,原来的大地湾聚居区沦为沼泽,当地氏族部落南迁至秦岭一带,繁衍出炎帝部族,创造了仰韶文化。《逸周书·尝麦篇》曾有记载:“昔天之初,□(或作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由此可以推断,是炎帝在西、蚩尤在东,共同缔造了黄河流域的中华上古文明。也正是因为蚩尤在与轩辕争霸中兵败身死,三苗族系才被身为轩辕氏后裔的历任中央领袖打压。说到底,尧、舜的动机并不单纯,打击异己不仅是对轩辕篡权的美化,更是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诠释,但意料之外的是,鲧被杀,部族得以免去千里迁徙之苦,从而竟使后来的禹有了在中原东山再起的机会。


后来的史学家们秉承炎黄为华夏正统的观点,即使疑古也不肯疑祖,顾颉刚说中国古史是一笔糊涂账,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同样,失败者蚩尤的形象只剩下从《管子》到《太平御览》里的一些零散文字,如“铜头铁额”、“兽身人语”、“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等等,所有的伟大事迹都被后来别有用心的官方学者儒家们过滤掉了。历史被一代代地改写,篡权夺嫡的血腥味儿也越来越淡。


然而,被流放族裔却对祖先蚩尤是深表同情的,记载着当年轩辕与蚩尤战争真实情况的《苗族古歌》流传至今。胜利者不仅夺取了文明的果实,也篡改了历史,并在其统治地区销毁了一切影响其政权合法性的证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里记下了轩辕在处死蚩尤后所说的话:“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示后人”,轩辕摇身一变,成为华夏共主黄帝,如有对其“正名”产生异议,必有“恒刑”加身。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上古史就黑白颠倒了,黄帝成了华夏正统,蚩尤成了一个历史过客。


蚩尤被杀后,当时三苗族系势力还很强大,刑天随之“舞干戚”,与轩辕对抗。刑天遇难后,轩辕氏有恃无恐,大开杀戒,《西部苗族古歌》里对此有悲惨的记录。从黄帝到尧,一步步将三苗族系从华北驱赶到江汉,“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再从江汉驱逐到西部荒凉的三危。虞舜时期,分封三苗,实际上是怕“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形成新的部落集团,就像裴骃《集解》所引的郑玄的原话:“所窜三苗为西裔诸侯者犹为恶,乃复分析流之”。尽管轩辕后裔坐稳了江山,又对蚩尤族裔的复苏做出了种种防范,但蚩尤的后代终于在史册中卷土重来,三苗族裔在中国西部最终繁衍出了在商周时代十分活跃的荤粥和犬戎。公元前771年,犬戎兵在骊山脚下杀死了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


在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原先有一处“大明山神祠”,供奉的是商纣王和妲己,此地也出土了若干商代铜卣、铜盘,想必这里也和三危山一样,是遗民被流放的目的地。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中原史家绝大部分三缄其口,只有《左传》发出微弱的抗辩:“纣克东夷而损其身”。而历史即使经过了“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的杀戮,真相终究是湮没不了的。只是,被流放的部族从此以后成为中央政权的敌人。流放部族经过再迁徙,再次衍化出新的敌对族群,迫使疲于应付的中央政权在两千年间不断修筑长城、加固边塞,直到后来闭关禁海。两千年后,由于人为的隔绝,被流放的部族终于化为异族,失去了争夺华夏正统的资格,而散落在被流放地的文明遗迹,如红崖天书,已经无人能够破译,以至于除了流传千年的歌谣之外,没人记起蚩尤曾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201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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