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数字的夸大

月亮与六便士 收藏 22 2211

——兼答郑异凡先生

吴恩远

拙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5期(以下简称“吴文”),11月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摘登了该文要点。现郑异凡先生就该文中的观点与我商榷(见郑异凡:“斯大林时期Z压规模考”。简称“郑文”)。郑先生是研究苏联历史的著名学者,非常高兴就此问题请教郑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但学界对这句话有两解:一是认为斯大林时期杀人太多、甚至几千万人,这个制度属于“暴政”,因而必然解体;一是认为由于肆意歪曲、夸大的Z压人数被作为苏联社会Z義“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了苏联的解体。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既然郑文与吴文都冠以“考证”的题目,“考”者,追根溯源也。关键不仅在于说清楚被Z压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数据的权威性,它来源于何处,是权威机构的原始、档案资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转抄的资料。


一 “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 “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Z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Z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Z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Z压时期”、也就是“大Z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清楚:在苏联谁是“大Z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Z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Z压”。他似乎不同意郑文“从1928年就有了Z压行动”的观点,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Z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Z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1。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Z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Z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Z压行为”的提法2。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Z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3尽管在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4。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5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6。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7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Z压” 这个提法8,而没有象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当然可以改变对Z压起止时间的观点,但起码应当说明理由。郑文却又没有对此作专门论证,这就很难令人信服。


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执政年代就不存在Z压无辜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研究整个斯大林时期的Z压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个时候有Z压行为就可以冠之曰“Z压时期”。如果把苏联整个30-50年代都称之为“Z压时期”甚至“大Z压、大恐怖……时期”,则完全不符合这段时间历史发展的全部情况。

(二) 大清洗人数统计范围

1、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郑先生表示他“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对“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在郑文列举的被Z压人数中,既包含所谓“背叛祖国、进行暗杀、充当外国间谍”……的犯人(郑文称之为刑事犯或国事犯),也有“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人”。这里郑文存在一个概念问题: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后者也叫刑事犯,两者之间有无区别?的确,在郑文引用的统计数字里我们看不到对此的分类论证。


拙文认为大清洗人数主要统计的是政治犯,并对此做了初步论证。这里补充一点材料,看看是否算得上关于政治犯“确凿的证据”。


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Z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9。这两份文件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郑文所说的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M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M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法律词汇: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中的第一类,即反革M罪(法律词汇: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10。所以郑文把上述人列入通常意义的刑事犯是不正确的。因为内务部文件同时对什么是刑事犯(法律词汇:Уголовники)有明确规定: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罪行的人。内务部决议打击的第7-8类人就是专门针对这类刑事犯的。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M活动的人,称为反革M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法律词汇:полизаключенные。俄语这个词由 前缀“政治的”加名词“囚犯”构成)。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M犯通称为政治犯11,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Z压的人平反。被郑先生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德·沃尔戈科诺夫在其书写道:“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约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12(顺便指出,郑文中引用了这句承认有政治犯的话,既如此,怎么又否认有政治犯?)。郑先生更为推荐的亚·雅科夫列夫也是承认有政治犯的。如他在《一杯苦酒》中指责某人降低了被Z压人数,是因为“没有分析政治犯在集中营死亡人数”13。(顺便指出郑文也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删去了“政治犯”几个字)。所以1999年俄学者阿·利特温在“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一文总结道:“在苏联‘政治犯’的判定是由法典确定的” 14。



因此,如果查对档案原件,对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M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Z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Z压的人,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Z压的人数里?如果这样做,甚至按照沃尔戈科诺夫“政治犯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比例,大清洗人数也夸大了3·3-4倍。


2、大清洗统计人数应当包括的范围

郑文写道:“吴文提供的是被判处死刑的准确人数(80万左右)。然而这不是斯大林时期Z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郑文指出:“不仅要统计被处死刑者,还要统计包括被流放的、劳改营死亡的、被处决的富农等等;不仅要统计通过法庭判刑的,还要统计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判刑的”等等,似乎吴文没有统计这些人,所以指责吴文“人为缩小Z压规模”。


我怀疑郑先生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吴文第一节专门列有一段:“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节“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段论述了“被判刑的人”、“关押在劳改营的人”、“处死刑的人”、“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第三节则对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富农、劳改营死亡人数等进行了考据。这些人难道不都在郑先生所指范围?完全可以不同意吴文有关数据,但怎能把“以80万死刑人数代替全部被Z压人数”的明显错误观点先强加于人,然后对这个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以证明自己正确?


哪些人应当列入被Z压人数统计范围?这个问题仍然必须从原始档案寻找结论,而不能凭主管臆想。还是在前述的苏共政治局和内务部决议中15,不仅确定了Z压对象,而且说明了对这些人的Z压形式。在内务部决议“关于被Z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第二条第一款,确定了哪类人枪毙、哪类人判处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确定各地被Z压人数;第四款、即最后一款确定哪些人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哪些人迁徙和驱逐出境。这就是当年的大清洗范围。(顺便指出:决议在总标题“Z压”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把Z压对象分为枪毙-расстрелять;关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迁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如果郑文说“Z压一词是个大概念”还有某种合理成分,但郑文说“‘Z压’的同义语就是‘被处死’”则是完全不妥的。不仅词汇不同、语义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种类之间的区别、把不同判刑种类通通说成“被处死”是无法准确反映大清洗情况。这也正是大清洗数字夸大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法机构实际上也是按照上述范围的判刑种类统计30年代被Z压人数。


所以,吴文关于被Z压者的统计范围是这样写的:“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的,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种判刑的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在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在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上述判刑种类概括这个总体情况的”。


如果郑文觉得吴文这个统计范围太小,还没有包括郑先生所确定的统计范围,显然不应当指责我――而应当与他们去商榷。但我很怀疑,任何中国或外国学者,能有这个资格去指责苏联、俄罗斯政F的公安部等权威机构所确定的本国Z压范围是被“缩小”了的。这里我同意郑先生的观点:事情发生在别人的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3、集体化运动中的受害者

郑文列举的Z压数据里还包括集体化中离乡背井、客死他乡的人(1000万);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600万)……他们是否属于Z压对象?


吴文明确指出30年代大清洗运动包括了所谓的富农,这部分人数已经统计在吴文关于被处死的、关押的、流放的、驱逐出境等各种Z压形式的人数中。


至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富农――必须指出,当时并没有大清洗运动――他们仍是以被处死刑、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形式被“消灭”的。尽管吴文并不研究集体化运动及整个斯大林时期被无辜Z压人数,但在吴文所引关于20、30-50年代甚至整个70年代被Z压人数中,包含了这方面一些数据(但不是1000万)。


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能否算作被Z压者?郑文给予的是一个模糊答案:又说“不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又说“可以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曾经专门撰文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苏联GCZ義制度有多少牺牲者?”一文中,提出不能混淆“被Z压者”和“制度的牺牲者” 这两个概念,明确指出“1932-1933年饥荒中死亡的人并不是被Z压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流放”。17文章出于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目的,把这些人称之为制度的牺牲者当然是不能同意的。集体化尽管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成就、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等也是相互联系的。2002年出版的经俄罗斯国家教委审定、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萨哈诺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写道:“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条件”。18仅仅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挽救了苏联(甚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制度的牺牲者”和“制度的受益者”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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